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5－0058－06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已经呈现出从狭义向广义深化拓展的客观趋势，中国化的原则、方法和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内部各学科展开对话交流的契机、焦点和中介、平台，一时间中国哲学界因中国化问题打破了多年来的隔膜而显得异常活跃。但是，从总体上看，整个中国哲学界对此项研究的性质和价值、地位和意义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这和长期以来中、西、马哲学界因学科、体制、历史原因等缺乏真诚地深入内在的交流有直接关系，这似乎在情理之中。然而，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中国化问题的认识局限有重要的直接关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只是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研究和发展的一种“倾向”，也就是说学界较普遍地认为中国化并没有蕴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全部或主导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呼吁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基本研究范式，并且这个问题也成为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但事实上，对中国化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整体上没有到位，中国化仍然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环节和因素，或者是一种调节、可能、预期，中国化研究则相应地处于一个“问题”、“实例”甚至是“补白”的境地。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倾向”，我简称之为“倾向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意义和价值仍然需要长时间的讨论，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内部事情，不如说是整个中国哲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倾向论”的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宿命”问题？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宿命”问题，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一场回归自我、认识自我的改革旅行中的欢畅与痛苦体验的反思。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教科书改革、人学、实践唯物主义、中国化等多种范式变迁，这种结构化的经验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哲学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获可总体概括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内涵和地位、价值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与体验，但同时对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也始终是问题的根基之所在，这个问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其间一个最为突出的且公认的表征是“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政治性”之间的多重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处于这种深刻的矛盾运动之中，各种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性尝试都没有真正突破这一桎梏。试问，这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短短30年中所生成的个别的暂时的历史性矛盾，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本性的“宿命”，因而是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要追问的“本己”问题呢？因此，“宿命”这个概念虽未必恰当，但可以是一种提醒甚至是警醒，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长期面临着“非哲学”的责难，它注定要在学术、思想、政治、现实等之间不断地冲撞和调适自己，以不断地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带着改造世界的使命去实现自身。这一内在矛盾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自身的重要逻辑力量，认识这一矛盾对反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要意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矛盾结构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放眼整个人类哲学史，思维与存在、自由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哲学自身发展与演进的逻辑动力。再看从中世纪走来的近代哲学，信仰和知识的对立正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一条内在发展线索，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如青年黑格尔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所看到的：“超越信仰和知识的对立，在早期黑格尔学派中是不言而喻的事，这种信仰和知识的对立（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引者注）又出现了，好像它从未消失一样，而且从Credo ut intelligentam（我理智地信仰）中既看不到朝着Credo quia absurdum est（我信仰它因为它是荒谬的）的演变，也看不到朝着纯粹的、摆脱了信仰的知识前进的迹象。”① 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宿命”，首先应自觉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正确地面对这一事实，才可能使这一矛盾的运动朝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实践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倾向论”问题必须反思的深层理论背景。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视为一种“倾向”的情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宿命”问题的具体化表现。“倾向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与实际结合”，因而是太现实了，是实践化了同时包括了政治化，是在改造世界中消解自身，是哲学媚俗地去“思想化”，是与当代哲学的回归纯粹意识的道路背道而驰。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旗帜鲜明地表明新哲学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论如何是有着源始的根据的，对它的否定和质疑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对它进行限制和界划却是可能和可以做到的，是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倾向便是合乎逻辑的并能被接受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全部赋予“中国化”，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世俗经验之路而离开了世界公认的哲学圈，其哲学身份也就荡然无存。这就是“倾向论”的“宿命”根源，是学界心照不宣的“潜意识”。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解为一种“倾向”绝不是主张世界化。 “倾向论”还有一种可能性背景，即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化的地位和处境。这似乎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一种“倾向”的出发点和基本背景并不是世界而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发展态势。在这种多形式的发展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前确实只是一个方面，虽然也成为“焦点”，但仍然只是一个“点”，还未成“面”上的整体气候。因此，“倾向论”的逻辑是学术自身的无批判的内在性，并不是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的地理时空意义上的看得见的逻辑。可见，“倾向论”有很大的意义解释空间，作为一种描述性阐释，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它与其他各种发展形式有强烈的张力和弹性；其次，如果把中国化纳入世界化的广阔背景中考察，中国化的确只是一个虽然举世瞩目却还有待观察的方面。但是，目前的世界本身的发展状态处于全球化阶段，而全球化恰恰是对世界化的某种怀疑、限制甚至是否定，因此根据这种前全球化的经验来看的世界化之内在性中的“中国化”也不符合这种提法自身的学理逻辑。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敞开之境 借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倾向论”的经验和理性法则需要回溯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在”的无蔽之境，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这种敞开之境中才有可能得以显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与价值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纯粹意识，而是一种具体化的承载和表现。学界将此问题操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变迁轨迹的追寻，以期找到一种新范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在场。现代性、公共性、人类性、文化哲学等等都被认为是新的思想和学术的增长点。诚然，作为给这个世界的理论和现实带来伟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当前的处境中总能找到一个思想的生长点，这恐怕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也算不上很新鲜。问题在于，我们所寻找的这些新的增长点是否可能承载和涵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如果不能，是否就是给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多元化提供了中国式的例证。或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此类尝试恰恰落入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陷阱，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被“幽灵化”运作。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新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纯粹的虚无，而是其意义和价值不具有本质维度的“合法性”，因而它们无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得以真实地“敞开”和“显现”，而中国化范式是一种现实可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