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知极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有很多疑问。这并不是说我讨厌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不表明我否认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更不意味着我藐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坚信，把“生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拿过来”并“化”为“中国的”东西，实在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鲁迅先生当年不是告诫我们不要做“孱头”，要敢于“拿来”吗，但“拿”而不“化”终归是不成的。不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颇为流行的业内惯用语似乎本身就是巨大的“概念黑洞”——从那个神秘之地会发出非均衡的超强吸引力，以至于无论具有何等穿透力的光线总是要被无端吞噬而无以逃逸，所以，它落在视域之外并不是由于人们缺乏眼力，而是由于视觉赖以成像的前提失效了。但人们无须由此而妄自菲薄，因为，人类的自由理性完全可以抵达光线达不到的地方。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言，我们毕竟有能力洞察它的根据、条件、限度及其困境，也只有经过这种洞察，这个极易被当作“乌有之物”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概念性的存在。其实，危险并不在于感觉的或经验的层次上“视而不见”，而在于理性上的盲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以过度拔高的经验性重视而遏制了理性的自由反思从而患上一种糟糕的实证主义欣快症——在这些欣快症患者眼里，“中国化”俨然就是一个神奇的染缸，谁带着“马克思主义”跳进这个染缸，谁就成就了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然则，“中国”何其大也，冠以中国之名，意在言“中国化”之难乎（谁可代中国而“化”之）？之易乎（中国人人皆能“化”乎）？而这个空灵之“化”更是让人难以捉摸——拿什么去“化”？“化”多少？怎么“化”？“同化”还是“异化”？“强化”还是“弱化”？“实化”还是“虚化”？“魅化”还是“祛魅化”？“简化”还是“复杂化”？“精确化”还是“模糊化”？“传统化”还是“现代化”？“大众化”还是“专业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还是“学术化”？ 一 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许多在本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并不直接“构成”一个问题。很多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在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大多不会产生一种概念性疑问：即我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便有这种疑问，也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了，这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向我们呈现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早就被“马克思主义化了”。从经验分析上，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是“马克思主义”先“化”中国——不仅“化”中国之面貌，而且也“化”中国之精神——然后才在事后提出一个次生性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两个完全重叠的过程，前者侧重于以普遍性“干预”特殊性，而后者则以特殊性“归化”普遍性为能事。并且，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为明显，也更具客观效应，毕竟，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改造世界”，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改造理论”。当然，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不仅“化”中国社会、“化”中国政治，也“化”中国的文化、“化”中国的理论，比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尚钺先生在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史学的时候曾深有感触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是躺着的，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是站着的”，可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和史学家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读的最早一部中国哲学史是杨荣国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一部竭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极端范例，我们在此不去评论用“儒法斗争”作为主线去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是否恰当，而主要是想借此说明，马克思主义也曾深深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建构”并塑造了“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诚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先有马克思主义，然后才能谈“中国化”，如果没有可“化”之物，“化”的过程及“化”的结果都是没有着落的。但是，这种表面上看似“很常识”的问题，却隐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循环：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时候，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作为主词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宾词“中国”所“化度”。比如，尚钺先生运用马克思的“封建社会”概念提出了著名的“魏晋封建说”，但是，他也许并不清楚，马克思本人的“封建社会”概念与自己所说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并不完全一致。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里面实际潜藏着一个哲学难题：在中国语境下，一种彻底“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能的？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中国人的思维永远不可把握的“自在之物”，而是要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逻辑上得以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它不满足于“本然状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而问题在于，一个在客观文化的意义上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人在什么思想状态下会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或应景性地）提出并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在我们长期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濡染并将之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情境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促动我们真正认识到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塑造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并不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概念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内部隐藏这种张力对于这个概念本身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质言之，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间没有任何观念上的阻隔，二者天然就融洽圆合，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许就不会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更进一步讲，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差异，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性概念也就失去了其独特的规定性。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是因为他不仅意识到了作为一种“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与它在中国的“实现形式”之间并非是一种完全对等的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刻地体会到，如果“照原样”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不仅不能成功解决中国问题，相反，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曲折、挫折甚至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