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2－0021－07 对个体以及族类生命意义的深刻领会和精神灵性之高度自觉，是古今中外以高远境界追求和深邃理性澄明为己任的所有哲学思想的使命和追求之所在。 马克思是世所公认的哲学大家，自有马克思哲学以来，对其实质、旨趣、意义等的研究、解释之多样，各种解释之间冲突之激烈，是罕见的。但是，既然真实的历史是真实思想观念的事业，观念改变、影响、推进历史，那么，如果我们追问一下，在思想史的长河从而在人类心智史演化、攀升的意义上，马克思有关哲学的理论主张和贡献是否有足够的资质，在智识性共识意义上真正地进入到普遍的思想史的视野之中，从而实际构成欧洲思想演进的必然逻辑连环了呢？近年来，随着整个欧洲学界有关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兴盛与自觉，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马克思的哲学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思考和研究，理应引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业者的足够关注和深彻思考。 一、“属人现实”的观念创制：有关思想史元问题的马克思立场 标志马克思哲学智慧之个性特质以及思想史的分界意义、且构成马克思哲学元话题的，是镌刻在马克思墓志铭上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句式上，这段话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人的阅读和理解习惯。但对这样一个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新哲学家的这句话自身所深蕴着的原创性思想史内涵和理论变革意义，大多数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理解和研究还是很初步的。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就很不以为然。他在1969年9月7日的讨论班上对此做出阐释和诘问：“现今‘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然而他还提出了其他的任务：‘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了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了吗？）”[1]汉娜·阿伦特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马克思想实现由黑格尔终结了的传统哲学所规定的人类命运。马克思不是向哲学进行挑战，而是向哲学家们的对非实践的屈从进行挑战，他不想像他们那样，把这个世界变革为‘哲学的世界’之前的样子，只在世界上为自己寻找一个安身之处，而不去改变这个世界。”[2](P70)显然，对待一类思想家对另一类思想家的这种看似极其“客观的”同时又极其主观化的解释方式，我们无法也不可能用简单的“对与错”、“是与非”，甚至合理与不合理等这样的惯常做法下判断。这里不只是一个学术立场、价值取向和旨趣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结合思想史甚或广义上的“观念史”才能做出一个相对合理性的判别。 马克思是在欧洲思想史传统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睿智而深刻的。当代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伯尔基对此这样评价道：“马克思思想本质的东西，恰恰在于其激进和新颖，在于其彻底的‘革命’特质，它们反对并驳斥着欧洲主流传统的那些基础价值和组织概念。”[3](P4)很明显，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源远流长、丰厚无比的思想传统的某种内在缺失。因此，不能排除，上述看似极具个性化的“改变世界”哲学理想宣言，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可能是想向当时以至其后的整个欧洲思想界传达某种更为普遍、更为一般的东西——哲学向现实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回归。黑格尔在阐述逻辑的具体普遍性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只是由于对其他科学有了较深刻的知识以后，逻辑的东西，对主观精神说来，才提高为一种不仅仅是抽象的共相：正像同一句格言，在完全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总没有阅世很深的成年人的精神中那样的意义和范围，要在成年人那里，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才会表达出来。”[4](P41)比照黑格尔的上述论述，我们不难洞悉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旨趣。哲学史的真实是，马克思注定属于为欧洲思想提供和奠定“新传统”和新语法的思想家。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在深层意蕴上，与黑格尔所谓的“现实”，在其无法摆脱与观念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方面，有许多内在相通之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世界”和“现实”本身，而在于思想家在面对这样一种“世界”和“现实”时的思想姿态。一方面，马克思无疑内生于他的时代，他的思想打上了其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痕迹，这是由欧洲主流和主导思想文化——精神哲学建构起来的特定的时代。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满意抽象的意识哲学无关现实的弊端，因而注定是他那个时代思想的叛逆者。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属于观念原创型的思想大师，他不仅从根本上革命性地颠覆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传统，而且从致思理路上改变了哲学的作业方式，为欧洲思想打开了一扇新门，为哲学思想通向新的合法性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至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化”努力获得了多大成功，史家评价不尽相同。如赫勒的评价就带有否定性：“十九世纪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激进思想始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发其端绪之后。摧毁各种形而上学，揭露精神的世界乃是现实的扭曲镜像，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逆转了柏拉图主义，并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不同的形而上学。然而，不管其作者的意图如何，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却从未获得成功。”[5](P4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