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开展当代中国哲学各研究领域间的对话和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各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正确回应时代问题的挑战，建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哲学新形态，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路径。我以为，当代中国哲学要顺利地沿着这条路径行进，需要一系列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超越“西方中心论”，否则，其他必要条件就难以发育起来。 从研究主体的角度看，建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哲学新形态，首先遇到的是视野问题，即：研究主体是从西方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或纯粹的民族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角度看待问题，还是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角度看待问题。如果要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角度看问题，那么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过程就必然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超越“西方中心论”联系在一起。①也可以说，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超越“西方中心论”在逻辑上是同一个问题。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当代全球化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其根据是当代全球化使跨文化交流成为现实。对此看法笔者实在不能苟同。当代全球化的确使跨文化交流成为现实，但跨文化交流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根据。至少在当代全球化中跨文化交流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促进了各文明和文化间的了解和沟通；另一方面又强化了“西方中心论”的传播，从而造成新的矛盾和隔阂。因为，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非但没有因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而改变，而且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巩固，这就使得包括哲学在内的跨文化交流的主体间的关系必然是不平等的，抑或说，这就使得跨文化交流中的互动必然是不平等的或不对称的。所以，“西方中心论”在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跨文化交流中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渗透力。这对中国也是如此。当然，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其特殊情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包括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也是百废待兴。当中国学人从苏联教条的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模式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其内部的学术传统(自五四运动前后逐渐形成的)早已远去。此时，中国学人只有向“西方学习”。一般说来这并没有错，不过，学习也有个方式和取向问题。学习中的错误方式和取向就是“西方中心论”传播的渠道。 以这些年讨论得比较热烈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为例。②众所周知，21世纪的头一年，因德里达“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一句话，我国哲学界再一次掀起了“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热潮。确切地说，“中国有没有哲学”是指中国有没有哲学传统或者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哲学。现在看来，这个问题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对德里达的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先说这句话的前半句。“中国没有哲学”中的“哲学”既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也可以理解为特殊形态的哲学(如作为哲学一种特殊形态的西方哲学)。如果是指的前者，那么德里达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把西方哲学的特殊化为哲学的一般。西方哲学的特殊性是不能界定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德里达还算说到了点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没有哲学的西方形态。当然，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没有“哲学”这一词语，这一词语是从外部传入中国的，那“中国没有哲学”同样也是能够成立的。不过，这对严肃或严谨的哲学学术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再说这句话的后半句，即中国“只有思想”。至少在汉语的话语系统中，与前半句相比较，这后半句显得“模糊”甚至“不伦不类”。德里达把“哲学”与“思想”视为相并列的两个东西了，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哲学”本身就是“思想”，虽然不是任何思想都属于哲学。如果德里达“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西方只有哲学，没有思想”是否也可以成立呢？黑格尔曾说过“历史哲学”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实际上，早在“哲学”一词传入中国前，一些西方人就把德里达所说的“思想”(即他所说的中国“只有思想”中的“思想”)视为哲学了。例如，莱布尼茨在《致德雷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一文中说道：“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因其古老而受到尊重。这种哲学学说……是自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至极。”[1](P139-140) 德里达虽然没有谴责“中国思想”，但似乎在方法论上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即用西方哲学特有的规范来评判中国有没有哲学。不过，像黑格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犯过不少可笑的错误，那么对德里达就不必过多地苛求了，况且他对文化霸权主义还算有所警惕。退一步说，中国有没有哲学，这在西方学术界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即便在西方学术界内部，也出现过某一流派被指为不是哲学的事情，如有些西方学者就曾断言实用主义不是哲学。我认为，一些西方学者论说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本身是不足为奇的。但如果我们把这种不足为奇的看法，作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统一判断，并“严肃”地花费大量时间去对其进行验证，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个“假问题”，虽然这一假问题在推进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方式和途径的探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制造了相当多的混乱。当然，笔者这里的主要目的还不是证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个假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这种证明阐释这样一点：在包括哲学在内的跨文化交流中，不能西方某些人一“咳嗽”，我们就“发烧”。平等的、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是以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哲学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在这方面，罗素的一段关于文明对话的论述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文艺复兴的欧洲向拜占庭学习。在许多这种例子中，学生被证明比老师更为优秀。这一次，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学生，也许又该是这种情形了。其实，我们要向中国人学习的东西和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如果我们将中国看作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不可教育的。”[2](P449)罗素这种坚决“不做老师”的心态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其中的确也有警告一些“不可教育”的西方人把中国作为学生的心态会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产生不利于西方文化发展恶果的意思。罗素尚且能如此，我们何尝不能呢！不过，我们应当“能做”的与罗素的要求在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即我们不能“习惯性”地把自己摆在学生甚至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位置。甘做学生甚至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心态和“好为人师”的心态一样，也会使包括哲学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不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恶果。在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中，没有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而只有相互学习的关系。虽然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我们目前在跨文化的交流中还不可能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但至少我们不能在主观上还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