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3-0013-06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走进”或“走近”马克思，这无疑是必要且卓有成效的。但是，随着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深入，在相当程度上又出现了“书斋化”与“学院化”的倾向(近几次的马克思哲学论坛都探讨了这个问题)。而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学者们则更多地把精力投放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学、及至对美英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但对我们的近邻——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却较少关注。实际上，苏联的解体只代表着曾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斯大林主义的终结，但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在俄罗斯的彻底终结，恰恰相反，随着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休克疗法”的失败及其目前俄罗斯改革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这些切肤之痛促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及其民众思考国家的命运及其前途。在这一反思的过程中，不仅包含对新自由主义的清算，他们也开始客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后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现实性”是其研究的主要特征。这种研究不是停留在书斋里或理论中，而是对政治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系列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并试图给出解决目前社会困境的答案，其中也包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反思。第二，“时代性”是其研究的另一特征。这里主要包括当代俄罗斯思想家对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全球化问题的拒斥，但是这种拒斥与批判是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或者说是在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在这方面，后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带给我们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 对自由主义的清算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自由主义的清算密切相关。随着以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改革的失败，俄罗斯各界无论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还是保守派都在积极寻找原因与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可能的出路之一重新获得经济界及其理论界的关注。 以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托的“休克疗法”在摧毁了原有的社会体制之后，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美好生活，相反却使国家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激进思想家A·季诺维耶夫尖锐而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在共产主义国家——其国民对反复宣传中的西方的富足都快要嫉妒死了，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西方破烂物品的旧货市场和西方鼓励下的淫荡行为的舞台时，他们都因狂喜而惊呆了——到处都开始了后共产主义时期。而现在，这种欢欣很快也就结束了。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不是镇静和对更美好的未来的信心——如期待的那样，而是灰心丧气、惊慌失措和对更糟糕的未来的恐惧。”①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盘西化的休克疗法”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俄罗斯经济崩溃、人民生活贫困、文化与价值观堕落及其科技能力与生产结构的破坏，而且完成了国际资本登陆俄罗斯的任务。对此，俄罗斯学界和政界大多数人认为，“休克疗法”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具有反人民和国家的性质。这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翻版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实施，是因为俄罗斯寡头集团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不谋而合。针对自由主义改革，俄罗斯共产党人久加诺夫更激烈地指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实行的政策是罪恶而反人民的，其结果不仅毁灭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文明，而且“持续不断地消灭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的毁灭不仅是地缘政治的毁灭，而且是国家的毁灭、精神毁灭和最终肉体的毁灭。这是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②既然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中心塑造自由政体的道路行不通，因此，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们，甚至俄罗斯的民众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俄罗斯走向何方，怎么才能真正走向自己的幸福之途。 值得说明的是，恰恰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休克疗法的实施者，当时曾任第一副总理的E·盖达尔和B·马乌把这场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思潮推向了顶点。由于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备受责难的新自由主义深感理论的匮乏而不得不重新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因此，2004年第5、6期在俄罗斯最高权威刊物《经济问题》上连载了盖达尔和马乌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世俗宗教”之间(自由主义辩护)》，他们把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了使自由主义学说及其经济政策得到理论上的支撑，他们把马克思的方法论、主要是历史分析方法引入到自由主义中。该文章发表后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极端自由主义者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说明，自由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的式微及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具有生命力。 这场争论涉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还是“世俗宗教”。绝大多数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本质区别。在前苏联，马克思的思想被其追随者们由科学理论变为意识形态，并把这种意识形态视为唯一正确与不可更改的绝对真理，结果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世俗宗教”。也就是说，试图用一种科学学说来解决与说明现存与未来的一切问题，实际上是对待宗教的态度而不是对待科学的态度，这是对马克思学说绝对化与教条化的表现。于是，作为“世俗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的学说就处于相互矛盾之中，因为前者要求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信奉，任何反思的企图都被视为背叛，后者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或者说不断地进行“修正”。后苏联时期的学者认为，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修正”的第一人恰恰是马克思自己。T·奥伊则尔曼认为，马克思晚年在部分书信中对自己学说的发展与补充就是一种“修正”，修正是一个科学理论发展的必需，因为最终意义上完备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恰恰是对它的不断完善。他说，“如果排除了周期性地加以修正一个理论的必要，那么这个理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这种修正是能够促进认识的发展并能促进被修正对象的那种理论发展的批判活动。”③这样，在苏联，作为“世俗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恰好背道而驰，“信仰”与“修正”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于是悲剧性结果就出现了，“专制”取代了“民主”、“教条”取代了“自由”，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成为政治迫害与屠杀的理由。对此，列克托尔斯基院士说，“正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由科学变成意识形态、甚至乌托邦，它的命运及其对它的历史的重新审视才更为复杂并且具有悲剧性。”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