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2-0064-06 《回到列宁》是张一兵教授新近发表的以列宁哲学思想为专题的研究力作。该书以列宁的哲学研究历程为主要关注点，以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伯尔尼笔记”①为核心文本，首倡并运用“思想构境论”，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动态历程进行细致地“构境”，从而拟现了列宁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几次重大的“逻辑异轨”。就本书所运用的独特的文本解读方法而言，作者更突出了解读者对于文本对象的主导性地位，这也意味着作者并不避讳思想解读过程中的主观性，而更加重视的是思想史解读过程中所能达及的相对客观性。毫无疑问，这其实是一种高度的学术坦诚和方法论自觉。②然而，这种极力伸张解读者主体性地位的新文本解读方法如何避免掉入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陷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避免使“思想构境论”化身为专家学者们主观主义式自说自话的逻辑保护伞，进而致使对列宁思想之境的重构沦为学术版的“罗生门”，已经作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摆在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学者面前。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灵活地处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张力。事实上，通读该书，我们不难发现，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正是作者解读列宁思想及其发展过程的重要视角，也是“思想构境论”的核心基点。③本文将以此为中心视角，探求“思想构境论”的现实根基，同时指认出该方法在具体的分析过程所存在着的隐性的逻辑裂隙。 一、“思想构境论”的现实逻辑射线 很显然，作者在本书伊始所袒露的研究心迹是该书方法的一个缩影：“在这些年思考和写作关于列宁哲学思想历史进程的文字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始终就是这一幕幕滚涌着战火硝烟和高昂革命激情的历史画面……”④。纵览全书，作者对列宁思想进阶过程的思想构境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实的大地。如同作者前一本影响显著的《回到马克思》的“回到”一样，《回到列宁》的“回到”也并非一种简单的从现实回到书本式的“知性判断”⑤，而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原初语境，“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去真实地探讨经典作家的文本。”⑥在笔者看来，此处作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正是理解“思想构境论”的逻辑支点，具体到对列宁思想发展的解读过程中，至少包含如下两大质点： 首先，研究对象的历史生成性。在本书作者看来，列宁的思想(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领悟)原本就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作者极力拒斥前苏东解读模式中的列宁思想前后同质性的假设，因为后者所导引的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伪饰。并且，这种具有明显的先验目的论色彩的解读模式及其显性结论，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观点”的光照之下立刻就显现出了其非科学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文饰性。正如作者所言，倘若我们只是简单地、非历史地依据哲学原理对列宁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哲学文献进行专题性的裁剪，那么，我们对列宁思想发展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种“非科学的同质性的逻辑强暴”⑦阶段。显而易见，就承认列宁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与非同质性而言，作者只是重申了一个大多数人都容易接受并认可的事实。然而，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及其衍生出来的陈旧的思想史解读模式下，那种坚持列宁思想前后同质性假设的种种理论表述依旧只是一个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装”。 其次，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辩证关系是理解列宁思想发展的主导线索。诚如作者在本书中的多次指认，列宁思想发展的动因并非仅是理论研究的精进而导致其思想的“逻辑异轨”，而是深深根源于列宁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他所致力于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⑧正是基于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辩证认识，我们不难注意到，作者在应用“思想构境论”对各个时期的列宁思想进行构境时，列宁所处时代的革命实践活动始终是该方法的主导视角。作者曾将自己的这项研究工作戏称为一次“田野工作”，在研究纷繁冗杂的文献之外，作者“还认真厘定了列宁哲学思想构境与他的实践建构的内在关联”⑨。而在介绍“思想构境论”时，作者也明确指出，“意识与思想构境实现的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历史性的社会生活，实践性的存在构序是全部精神现象真正的本体性依托”⑩。具体到本书的研究细节中，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内在关联无疑是贯穿本书的隐性线索，而这同时也是我们理解作者在本书中首倡并灵活运用的“思想构境论”的核心基点。 我们不妨来看些具体的分析案例。首先，在本书上篇中，作者紧紧抓住了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存在于列宁思想中的哲学立场与政治立场从分立到融合的变化过程。(11)对这个线索的把捉，一方面见证了普列汉诺夫等人对列宁的思想牵制，即作者所说的“他性镜像阶段”；另一方面，这也为列宁后来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理解并达至“实践辩证法”的深刻认识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动因。此外，在探讨列宁的理论起点时，作者通过考察同期列宁写下的其他文本后发现，青年列宁此时的思想旨趣和现实努力，主要都聚焦在与俄国的民粹主义作斗争的事业上，而后者“显然是一个由现实斗争的重要理论需求而产生的特定理论构境”(12)；在分析列宁哲学研究的现实旨趣时，作者强调，在研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列宁身上强烈的“实践旨趣”并不是一种“显性的理论直白”，而是一种“体现在其具体思想构境中的看不见的逻辑射线”(13)；而具体到对黑格尔辩证法缘何成为列宁研究焦点这一问题的分析时，作者指出，一方面是因为列宁通过1913年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阅读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现实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14)。作者的分析显示，正是这条从现实实践活动出发的“逻辑射线”，导引了列宁对工人阶级意识的高度重视、对“经济派”观点的坚决抵制以及与普列汉诺夫政治立场的分道扬镳，更进一步隐匿于列宁突破哲学唯物主义的他性理论镜像，实现认识的“格式塔转变”并达至实践辩证法的认识飞跃中。在总结列宁的思想在“伯尔尼笔记”中实现格式塔转换的原因时，作者强调，“列宁哲学思想场境在‘伯尔尼笔记’中发生的这场格式塔转换，并不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促发。……这种思想转变中最关键的驱动力其实是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下时刻中困扰着列宁的现实革命实践和斗争。”(15)诚如作者所析，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改造，经历了从前期的概念颠倒到以实践辩证法为基点的逻辑颠倒，其中最为关键的“逻辑异轨”正是导源于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的“实践创造和改变存在的命题”的发现(16)，在其现实层面上却深深植根于列宁对其时代革命活动的关注和思考。显而易见，在这个过程中，黑格尔的哲学文本只是其理论进展的酵母，一个借以发挥实践精神的“题”而已。如此，我们更有理由认同作者本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最终指向的，并不是一本有定论、有体系的唯物辩证法专著的写作，而是俄国现实的无产阶级实践和革命事件。”(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