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化与异化是否同一

      关于早期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卢卡奇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命题，即“黑格尔将对象化等于异化，而马克思则严格区分了两者；黑格尔肯定了异化，而马克思则否定了异化”。由于卢卡奇的特殊地位，这一命题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它甚至被当成了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以为这一命题是有问题的。本文将通过梳理卢卡奇和藤野涉在“对象化与异化是否同一”问题上的对立，以及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和对象化概念的分析来评述一下“卢卡奇命题”的是非，以消除这一命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重新定位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关系。

      一、什么是“卢卡奇命题”

      众所周知，卢卡奇作为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曾经在三部著作中专门研究过青年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青年黑格尔》、《青年马克思》①。“卢卡奇命题”就是在这三部著作以及后来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提出并逐渐定型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②中，卢卡奇从《资本论》的拜物教理论中提炼出了一个“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并将它规定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147。尽管当时卢卡奇不可能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甚至连这部手稿的存在都无从知晓，但是从这一规定来看，“物化”概念显然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有很多一致性。再加上他还很天才地运用这一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涉及了重新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内容，这使得《历史与阶级意识》在1932年《手稿》出版时，因其表现出与《手稿》的相似性而在西方学术界名声大噪。不过，毕竟当时卢卡奇没有看到过《手稿》，《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并没有直接讨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关系的论述，至于他为什么后来会在该书的“新版序言(1967)”中去反省自己混淆了对象化和“物化”(异化)，我们还不得而知。

      《青年黑格尔》③写于《手稿》发表以后。根据卢卡奇本人的回忆，1930年他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时，就已经阅读了尚未出版的《手稿》，当时曾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1]34，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对象化和异化关系问题的意见。于是，在《青年黑格尔》的第四章第四节“‘外化’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中，卢卡奇就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针对性意见。他首先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化”(Entuβerung)和“异化”(Entfremdung)都是alienation一词的德文翻译，alienation一词在英国经济学当中，是指商品的转让、让渡，在自然法社会契约论中，是指根据契约而结成的社会成员向社会让渡自己的原始自由。他还将“外化”概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指与人的一切劳动、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结合着的那种复杂的主客关系”；第二阶段“是指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拜物教的那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外化’，当然，黑格尔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第三阶段“是这个概念的一种广阔的哲学概括。此时‘外化’与‘物性’(Dingheit)或‘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具有相同的意义。它就是对象性的发生史，即以哲学的方式表明的对象性是主客同一体超越‘外化’而返回自身的辩证环节的那种形式”。④

      卢卡奇对黑格尔外化概念的界定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异化理解。首先，他认为异化和外化是同义语，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基本上是在同义词的意义上来使用二者的。其次，他对异化做了三层区分：第一阶段的外化是指“主客关系”中的异化，即指作为主体的一物成为他物，这也就是最一般意义上的异化。第二阶段的外化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即从主体中外化出来的他物或者社会关系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这也就是马克思的《手稿》的[异化劳动]部分中的异化。第三阶段的外化比较复杂，它一方面是指对象的“物性”或“对象性”，另一方面又似乎是指主体外化=异化、扬弃异化、然后向主体复归这一精神的自我运动本身——他要借此来说明黑格尔异化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尽管卢卡奇对异化做了上述区分，但是，由于他的目的在于要严格地区分异化和对象化，因此实际上他还是把异化仅仅理解为第二阶段上的，即“资本主义的异化”。

      在界定了异化以后，卢卡奇指出，马克思在《手稿》中全面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在这里(指《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部分——译者)已经把外化和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本身，即与劳动的对象化做了最严格的划分。后者乃是一般劳动的一种特征，它表示着人的实践对外在世界的关系，前者则是在资本主义里由于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所谓自由工人的附随现象，这种自由工人必须使用外来的生产工具，因而无论这种生产工具，或是他自己的生产成品，都作为异己的独立的力量与他相对立”⑤。也就是说，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严格地区分了“劳动的对象化”与“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对象化”是贯穿人类历史始终的劳动的一般特征，而“劳动的异化”则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黑格尔由于他的“无批判的唯心主义”，仅仅将异化局限于精神领域，结果犯了“在主观方面，就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在客观方面，就将异化等同于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一般”⑥的错误。

      到了《青年马克思》⑦，卢卡奇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批判逐渐升级，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他认为，“黑格尔的致命缺陷、黑格尔根本的原则性错误”在于以下两点：“第一，黑格尔混淆了资本主义下的非人的异化与对象化一般的区别，不是试图去扬弃前者，而是试图用唯心主义方式来扬弃后者。”[2]146黑格尔的第二个错误是“黑格尔在试图通过否定之否定来扬弃异化的同时，实际上确认了异化。”[2]152也就是说，黑格尔肯定了异化。对此，卢卡奇断言：“黑格尔哲学本身，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原理上，都是自我异化的一部分，它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包括要将异化合理化和固定化的内容。因此，它绝不可能是解放人，克服人的自我异化的哲学。”[2]153-154由此看来，卢卡奇认为肯定异化是“资产阶级思想”，是黑格尔为资产阶级所作的辩护。而否定异化则是“社会主义立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到写于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还对早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反省和自我批判，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