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036-07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往往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议题联系在一起，其“重建”的思想路径又往往与“文化主义”(Culturalism)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转换。自从卢卡奇等人追奉历史辩证法转而抛弃自然辩证法开始，“文化的转向”就一直在引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推行的种种理论变革。如何克服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矛盾？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机制？如何定义“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怎样才能完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怎样理解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动力，同时也成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尽管关于经济基础的问题，马克思留下了一套比较周密的学说，可是在事关文化上层建筑的问题上面，我们却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粗略的论述。文化研究因此更加凸现其理论的和现实的双重意义，逐渐成为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工具。“文化批判”(cultural critique)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几乎成了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尤其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的登台，各种以马克思主义为起点和参照的文化理论，比如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进行重新打磨和重新包装，使之成为一种更具批判精神的文化理论。 对于上层建筑作用的认识，对于“文化生产”及其机制的探讨，对于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分析等，都是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克服的理论软肋。毋庸讳言，经典马克思主义擅长的是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关注的是那些大尺度的和宏观性的普遍规律的描述。对于文化问题，尤其是小尺度的和微观性的日常生活，往往缺乏分析的工具。我们固然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本中看到某种广义的文化分析(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但它们只是给后人提供了一把开启人类文化之门的理论钥匙的坯子。这把钥匙胚子就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类比式的图景式的用语，还不能为我们自动打开人类文化实践的多重门锁。可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且还强调那些推动人去活动的东西必定要通过人的大脑。但是，各种文化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呢？马克思显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开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维度的理论现实背景。 一、“文化的转向” 萨特曾在评价他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状况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人的研究是从成年人领工资的时候开始的，因而忘却了研究人要从人的童年时代开始。反之，他的存在主义人学却在普遍的阶级性分析中找到了一个人的附着点，即作为阶级和个人之间的中介的家庭作用[1](P57)。萨特的这一评说提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欠缺的文化维度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用经济利益、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等范畴来描述历史的发展演变和规定人的社会存在，往往会使得历史和人性失去其原有的丰富内涵，让本来复杂多变、错综交织的历史活动变得简单化和扁平化。萨特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患有“理论贫血症”的诊断，其实是他对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学”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的提示和呼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理论家及其批评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主义”，主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取决于经济利益，都要还原为物质活动；另一方面是一些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反对“经济决定论”，反对将人类的全部历史归结为一门“商业算术”。意大利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曾经这样反问道：“伦理、艺术、宗教、科学，它们只不过是经济条件的产物吗？——都不过只是对这些条件的范畴的阐释吗？——都是物质利益所散发出的臭味、光亮、装饰品和幻影吗？”[2](P81)面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一批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他们需要对十月革命这一似乎是“反资本论”的历史变革作出理论上的解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僵化公式，重新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卢卡奇的重大贡献是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总体性范畴”，确立了一条影响深远的“文化主义”路线。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历史哲学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而是取决于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全部体系的兴衰取决于这个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的观点的产物”[3](P29)。所谓总体性范畴就是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辩证把握，就是把现实过程看做由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所构成的活生生的整体，就是将真理不仅理解为一个实体而且还要理解为一个主体。换言之，总体性范畴摈弃了各种客观决定论的立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与此同时，葛兰西提出的领导权概念与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他结合意大利历史及社会现实，将文化因素注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之中。“葛兰西主义”在今天受到的追奉，正好说明了这条文化主义路线的生命力所在。从卢卡奇和葛兰西以后，那些或多或少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总是采用文化分析的思路，力求将历史唯物主义从机械决定论的泥潭里拯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