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道路和实质，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着力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发展的方向。而要解决好这一问题，既要将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回归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哲学语境中予以重新理解，当然也应该在不同的理论阐释者之间展开理论对话，不断扩大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和哲学内核的共识。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其注重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系统阐发他们理论观点及其理论启示意义。 一 总的来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不赞成从恩格斯到列宁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解读模式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方面它没有正确说明马克思哲学与近代哲学的不同点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内涵；另一方面它会陷入到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错误中。因此，要说明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就必须首先考察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道路。 虽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强调马克思哲学是对近代哲学超越的结果，但是在如何论证这种超越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主要是通过考察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阐发马克思是如何实现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另一种思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主要是考察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断裂关系，来论证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为了论述更加集中，本文主要考察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观点。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主要是从哲学方法论和近代哲学的社会基础两个维度考察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以及马克思是如何超越近代哲学的。卢卡奇指出，近代哲学是建立在数学和几何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但是和以前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把认识看做是主体符合客体不同，近代哲学“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而产生的（例如由上帝创造的）什么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①。近代哲学这一视角的转换开始于维科，因为维科明确区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不同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只不过和维科历史主义文化哲学路向不同，近代哲学是以理性主义方法论为基础，要求用数学和几何学的理性方法和原则来解释和把握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卢卡奇认为，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却注定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并由此陷入到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中，这突出体现在康德哲学中。 卢卡奇指出，“自在之物”的概念既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也鲜明地体现了近代哲学的困境。借助“自在之物”的概念，康德划定了纯粹理性的认识领域和实践理性的实践领域，从而把世界划分为两组独立或者说是对立的问题，一组是物质的问题，即我们借以认识世界和能够认识世界的关于现象世界的认识形式和认识内容的问题；另一组则是关于世界整体和终极本质的问题。由于康德严格区分了“现象”和“本体”，因此第二组问题被看做是和第一组问题相对立，与可以被认识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卢卡奇强调，康德哲学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虽然要求以理性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说明整个世界的体系，但是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考察之后，康德实际上宣告了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力图建立说明整个世界的普遍体系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解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这一困境，似乎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第一条道路是把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看做是和知性思维无关的，进而建立一个和真实存在无关的封闭的形式体系，康德哲学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其结果是必然使思维重新陷入到幼稚独断的理性主义水平上。第二条道路是被迫承认“自在之物”进入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内部，其结果必然是理性主义哲学体系被抛弃。卢卡奇指出，康德哲学所揭示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困境表明，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如果始终拘泥于纯粹思想领域中，就可能最终陷入独断主义的老路中；如果它力求把握思想之外的“自在之物”，从而实现对世界整体的把握，那么它就可能成为哲学革命变革的路标。在卢卡奇看来，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就在于他们并没有回避康德哲学的矛盾，而是把“形式和内容的逻辑对立推到极点，而作为哲学的基础的所有对立都汇合在这一对立之中。德国古典哲学抓住这一对立不放，而且力求系统地加以把握。它就这样超过了它的前辈，奠定了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②。也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正是通过解决理性主义认识形式和它所要把握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超越的。只不过在卢卡奇看来，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矛盾，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是马克思，可以说马克思正是沿着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的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的转换，从而超越了近代哲学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卢卡奇具体考察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历史过程。 在卢卡奇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是通过克服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直观的认识论立场，引入实践原则来解决理性主义认识形式与认识内容的矛盾，并为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变革奠定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发展方向开始于费希特。费希特是从主体出发建构他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哲学到底是从事实出发还是从行动出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哲学从事实出发，就很难找到一条从这个世界通向无限和超感性的道路；如果从主体的行动出发，就可以将有限和无限、必然与自由世界联系起来。费希特由此批评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假设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只是一种旨在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以及认识的界限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假设。而且康德把认识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来，而且把认识看做是和主体之外的“自在之物”无关的，而是主体范围内的主、客体之间的统一。因此，在康德那里，主体和客体、现象和本质、自由和必然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试图通过赋予人们道德自由而在实践理性领域解决上述矛盾，但他所说的道德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不关乎外部世界的形式上的、无实质内容的自由。费希特从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观点中受到启发，主张哲学应当从主体的行动出发，把客体看做是主体设定的产物，主体设定客体并因此必然能够认识客体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但费希特并没有真正克服康德哲学的矛盾，因为他所说的主、客体的统一依然只是主体意识领域内的形式上的统一，真正的客体和主体依然僵硬地对立着。对此卢卡奇强调，沿着主体实践的思路超越纯粹直观的认识论立场解决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的矛盾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能仅仅把“实践”规定为一种理论活动，而必须把它规定为改造客观现实、改造“自在之物”的物质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