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27-05 十年前，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书名到内容，都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俞吾金教授就批评说：“回到马克思”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针对这一批评，我写了《“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康德”》一文（原载《唯实》杂志2003年第5期），指出“回到马克思”与新康德主义者提出的“回到康德”虽然在表达形式上相似，却是不同学科视野中的命题：“回到康德”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它认为只有康德的理论是真理，要求人们的认识回到康德的理论上去，这显然会助长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不利于理论创新；而“回到马克思”却是一个解释学命题，它不是要求我们今天的认识都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必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依据，正确地理解这些著作表达的真实思想。显然，在解释学视野中，“回到×××”只涉及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文本表达的作者的思想）的关系问题，不涉及作者思想的真理性问题。因此，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的命题绝不是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俞吾金对张一兵的这一批评是“无效的”。 俞吾金对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命题还有一个有效但在观点上却是错误的批评。俞吾金说，“回到马克思”是以设定有一个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为前提的，而实际上没有纯粹客观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对象，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是受到理解者的“污染”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到马克思”，只能回到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我们不能言说马克思，只能言说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这一批评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它是在解释学意义上的批评，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同一视野中的批评；这一批评在观点上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类的理解实践，包括俞吾金自己的理解实践。 没有想到，时过10年，张一兵自己的解释学立场却后退了，退回到俞吾金当年批评他时所主张的那种解释学立场上去了。①一兵在2008年又出版了一部新著，叫《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书名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来看，人们会以为这只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然而，认真读了《回到列宁》一书的“作者的话”、“导言”和“后记”，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回到列宁”既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也不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回到列宁”和“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解释学命题而不是认识论命题，因而都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这一点应该没有分歧。但据一兵自己说，“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表示要“回到事情本身”。②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事情本身”在“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有了不同的含义。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指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马克思的思想；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不再指列宁著作本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列宁的思想，而是指读者阅读理解列宁著作时的思想状况，即读者的理解。这就是说，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是读者意识之外的存在，是不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变成了读者意识中的存在，是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由于对“事情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就表现出不同的解释学立场。这样一来，“回到康德”、“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等命题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要正确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看，而是要把握这个命题所表达的作者的真实思想，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在解释学立场上的对立。 一、关于理解的对象 抽象地说，“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都承认所要“回到”的那个人的客观存在，而且，任何人（包括过去的俞吾金和现在的张一兵）都无法否认在我们的理解之外有马克思、列宁、康德等等的存在，他们不是我们思想的产物。在解释学的视野中，马克思、列宁等是作为思想者看待的。在理解对象上，解释学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是否是我们理解的“客观”对象？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在省略的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从直接的意义来说，马克思、列宁等的著作才是我们理解的对象，而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是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理解的对象的。只是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是否就是要把握他们的思想的意义上，我们才提出他们的思想是否是我们理解的对象的问题。 “回到马克思”，就是承认马克思的思想（通过他的著作）是我们理解的“客观”对象。正如俞吾金所说，“回到马克思”是以承认马克思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设”，在事实上，理解对象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它是受到理解者“污染”的。而承认理解对象（马克思的著作，或马克思的思想）的“客观性”，即承认理解的对象不依赖于理解者而存在，承认理解的对象不是理解者的思想创造物，这是“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的解释学前提。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就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的，是他所要“回到”的目标，是他的整个理解围绕的轴心。在写作《回到马克思》时，一兵并不认为这里的马克思是他的思想创造物。 “回到列宁”却持相反的理解对象观。写作《回到列宁》时，一兵不再承认列宁的思想（通过他的著作）是自己理解的“客观”对象（当然，是以一种矛盾的、犹豫的、动摇的方式来否定的）。一兵虽然抽象地承认列宁及其思想的“客观”存在，但却不承认它是理解的“客观”对象。在他看来，作为理解对象的“列宁”，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创造物，是读者“构境的存在”。一兵说，他的《回到列宁》一书，不是构建（也就是理解）列宁的思想，“而是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1]11（引文中的黑体均为原文所有）。在一兵看来，列宁的思想当然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不是理解者的创造物，但它并不是理解的对象，理解的对象只是“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这也就是说，理解的对象不是客观存在的列宁，而只是读者构建、创造的产物。这相当于俞吾金当年说的，没有纯粹客观的对象，理解的对象是受理解者“污染”的。一兵把他的《回到列宁》一书的新的文本解读方法叫做“思想构境论”，而“思想构境论”不过是他的总体性哲学“构境论”在文本解读方法上的一个应用。一兵在谈到“构境的存在”时说：“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地重建。”[1]13这一观点应用于文本解读，实际上就是把理解的对象看做是由理解者“辛苦地重建”的。一兵还说：“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2]53如果说，“文本”是相对于“读者”的概念，没有读者也就无所谓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是对的。但被一兵当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说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这一命题，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思想：“文本”是读者的构境的存在，没有读者的构建，就没有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一兵在另一些地方直接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这类文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存在。”[3]“历史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