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的类存在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欧阳志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在关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上,首先应当厘清“人类中心主义”概念的特定含义,跳出孰为“中心”的思维误区。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完全无视人对其他生命的依赖性,完全不考虑环境承受能力的生存观和发展观。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阈值是:不能毁灭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条件,这个极限使人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界中心。人在自然面前应持“人的类存在主义”,它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基础,在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实现自由的生存观和发展观。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继在物种关系方面实现从动物界的提升之后,完成在社会关系方面从动物界的提升。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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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12-0019-05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爆发在学术界,但思想根源却深植于社会大众之中。在这个问题上的迷茫,导致行动严重摇摆和失误。在现代社会凡有行为能力者,无论意识到与否,都实际上无法摆脱这场论争的漩涡。目前,关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比较圆满的答案,这对社会的科学发展会造成相当的思想障碍,本文试图就此做一探讨。

      一、“人类中心主义”探源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论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世界中心的观点,它要求万物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种观念指导人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它助长了人类的盲动,因而使人损害了自己发展的根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1]

      “走进人类中心主义”论者认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而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产物。从“类主体”的意义来理解“人类”,人类中心主义应当是以兼顾当代和后代利益的理论或理念。因此,不仅不应当“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且应当重建和走进具有更坚实科学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2]

      这两种见解的争论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来又不断有学者对此发表意见。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人和自然当中,也许根本就不应当有什么“中心”之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然而这好像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所以始终没有提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替代性主张。现在看来,解决问题的首要之点是厘清“人类中心主义”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似无“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从殷商时期开始,就有东、西、南、北、中的“五方”之说,“中原”、“中国”的“中”字,意思是世界的中心,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观察社会的坐标,并非意味着要把人类置于自然的中心。相反,中国哲学思想历来是敬“天”的,就连有至尊地位的国君也称“天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P14)这里的“天”不是西方那样的上帝,而是大自然。《周易》中讲道:“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4](P292)也就是天、地、人一体;儒家讲“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崇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农业社会中最终也未能阻止生态破坏,但这与工业社会中的破坏有层次上的差异:第一,它不是主文化而是亚文化造成的,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生育观念导致的;第二,破坏程度只发生在局部,而且主要在表层。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起于西方。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5](P55)《旧约全书·创世纪》载,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可以说,这就是最早的“人类中心主义”言论。

      文艺复兴运动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一批学者,赞颂人的力量,推崇现世享乐、提倡个性自由,强调主体意识。这是一场反抗封建束缚、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然而以此为开端,也进发了社会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生态开始全面深度恶化。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上的反映是唯意志主义,早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就有了唯意志主义的雏形。后来,唯意志主义的代表人物叔本华(Schopenhauer A)把这些观念推到极端,他认为,生命意志是世界的基础,意志不受理性的制约,生命意志通过不同等级的理念表现为世界万物,现象世界是由主体所决定的。尼采(Nietzsche F W)更进一步提出,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攫取权力,权力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目标,世界万物的区别是权力意志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抗强欺弱的关系,生命过程就是有机体发挥其权力去剥削外界环境,驱使环境为其服务的过程。

      20世纪60-8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经发生过关于技术极限的论争。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技术悲观主义”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不变,那么早在2100年之前经济增长就会达到极限,产生崩溃性的后果。而以美国学者西蒙(Simon J L)为代表的“技术乐观主义”则认为,由于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资源的短缺会导致补救办法,所以资源的供应在任何一种经济意义上说都是无限的。技术悲观主义者的观点当然有不完善之处,而技术乐观主义者则完全鼓吹一种为所欲为的活法。西蒙公开提出:“还有一个保护动物还是保护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假设在更多的人口与更多的物种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那么,我们应当要哪一个呢?”[6](P122)可以说,西蒙的代表作《最后的资源》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完整论述。

      二、人类存在的底线

      任何辩论都有一个公认的游戏规则,这就是辩论主题和中心概念的明确性与不变性。在辩论中任意对中心概念作出新的诠释,既不利于说服对手,也不利于澄清思想混乱。人类中心主义显然是既潜在于社会心理中又表现于书面理论上的观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它都有明显的指向,那就是完全无视人对其他生命的依赖性,完全不考虑环境承受能力的生存观和发展观。提出走入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对人类中心主义作出什么界定,都可能带来新的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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