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026-08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性话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哲学界就开始了自觉的理论反思历程。反思的结果，引起并促进了中国哲学形态之实质性意义上的历史性变迁，表现为从“人的哲学—主体性哲学”到“实践—价值哲学”、再到“文化—公共哲学”的艰难演进历程。在此过程中，业已形成并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一种新的主题向度和思考范式：实践的“文化公共性”信念规导下，类群本位取向的“公共哲学”新形态。因此，走进“公共性”，在对“全球化”境遇中普遍的“现代性”偏执与本民族精神演进史规律的省思和阐释中，实现哲学发展的“公共性转向”，就成为21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新学术气象和主旋律。当然，从哲学文化主题的历史提升与人文知识增量渐进累积的意义上讲，这一变革无疑首先是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嬗演的逻辑必然，但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它应被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自性”的真正回归和现实确立——自主自觉的自我澄明。 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整个哲学史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变革及其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物质本体论”，走的是传统的泛“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实体本体论”的准“知识论”意义的思考路线。这种哲学的弊端被普遍认为是“见物不见人”，存在着本有的实践本性的严重缺失，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被“物的世界”大面积遮蔽。 有感于此弊端，本着继承、发展、创新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以后，立足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基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研究经历了多重的主题变奏过程，其中涉及对传统哲学的体系构成依据、建构逻辑、表达方式、研究方式和教学方式等的全面、深刻的反思，涌现出了几个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新的哲学主题形态：如围绕认识的选择性、建构型、重构型和创造性本质的争论所形成的“主体性哲学”，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究竟是“劳动”、“实践”还是“人”等所形成的“人的哲学”（人学）、“实践哲学”、“价值哲学”，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新形态问题的争论所形成的“类哲学”、“文化哲学”等等；另外还有“社会哲学”、“生存论哲学”、“生活世界哲学”等具体形态的哲学等。这些哲学新形态的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物质本体论”哲学的超越，其理论变革意义不可低估。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些立足“哲学观”高度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唤醒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理念、思维方式、研究方式、体系和形态等）的全面“创新”，是哲学未来发展的“新生长点”。①坦率地讲，笔者对此一判论和评述不敢完全苟同，认为还是要持辩证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该看到，一方面，上述诸多研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确起到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导向作用，堪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启蒙哲学”；但另一方面，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和时代性的局限，上述诸种思考和表达方式，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内在缺陷和无法避免的理论危机，诸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硬核”理解的不准确性、话语的独白、解释的“溢出文本性”、对既有原理体系的依赖性、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介入的缺失、对中国经验与现实问题解释的乏力、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话语和论辩逻辑，缺少对理论陈述的主体性资质、理论主张自身所具有的合法性意义认同基础的承诺，上述研究很难说真正切近并触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最为实质性、最具创见性的精髓部分，因而很难说得上是深刻、精到。并且，这种研究由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展开的，参与讨论者也大多是该领域的学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基本上没有介入，因此表面上看是“众声喧嚣”、轰轰烈烈，但由于缺少对话者，话语逻辑上必然陷入尴尬、难堪的独白境地，难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补、互惠关系，进而在“一体多元”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沟通。不仅如此，这种研究，就学术范式和研究理路而言，基本上可称得上是“政治经济学”式的，哲学的“工具性”色彩和“意识形态”味很浓，并没有从根本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反思批判性等本质特征。为着真正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计，现在到了认真、严肃地对“研究成果”本身做理论“盘点”工作的时候了。 近年来，几乎所有关心、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前景和路径的人都注意并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当代中国哲学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值得关注的现象——普遍而严重的“失语症”。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沉寂的“无主题变奏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重新界定自己、重新反思社会生活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甚至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能够将其说清楚。对此，有学者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其结果之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共识的消失。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就是知识分子不知道应当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价值标准去对这个社会作出完美的准确无误的解释与评价。因为，我们所处的不是从前那种同质化的社会，而是高度异质化的社会。”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