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9)11-004-009 经过六十年的国家建设和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依然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曾经说，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P203)立足于今天，我们去把握中国目前面临的总体性问题就会发现：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的诘问依然是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慎思明辨和公共性批判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建构的反思性动力。当然，只要我们对现实的世界、中国状况作出比较深入的考察，我们将认同如下观点：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而当今的现代性是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洞察如斯，将对我们建构中国发展模式提供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续接现代性的中国谱系与现代性的“中国困境” 中国目下的时代坐标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追求着现代化。人们大多同意吉登斯的观点：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在全球扩展的“后果”，全球化不过是高度现代性的体现。就现代化而言，它是从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全方面不断合理化的进程。就其实质而言，现代化不过是人们追求现代性的结果。或者说，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不断地获得现代性特征的过程（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是对现代化特征的事后归纳与抽象）。可见，无论是对全球化，还是对现代化的把握，关键的问题在于对现代性(Modernity)的把握。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的问题，中国是在现代性的世界中追求着自己的现代性，其发展模式的建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模式的探索。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学界也存在诸多争论。笔者以为，现代性事实上是描述了一种与传统、古代、前现代断裂的人类总体生存样式。这一总体生存样式有两点是最为重要的：一是一种后传统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行为制度是其钢骨，外在体现为一种社会秩序。这些行为制度、模式或秩序最早出现在欧洲，后来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产生着影响。吉登斯明确认为，现代性是后封建的秩序，甚至说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2](P69)二是一种与过去决裂，注重现在的观念与态度，这种观念既包括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性反映，也具有价值判断和规范的意味，它建立在对人的智识能力（包括修正性的反思能力）的信任的基础上，是完整的意识形态性世界观，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是一种理想，一种时代意识的觉醒，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由这两个要点来观照中国现实，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而且，十分有趣的是，这样一些立场已经历久弥“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范式。事实上是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代性总体问题形成了典型话语格局。 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坚决抵制所谓现代性，只能在自身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寻求发展的意识。有学者指出，“纵观八十多年来的‘现代’中国，尤其静思一番前苏联‘民主化’带来的结局，理智一点的中国人都应该醒悟：文化本体上的西化（‘现代化’），无论是左还是右的，都是乌托邦。‘现代’中国人的头脑委实一直在发烧，发‘世界主义’（实为欧洲主义）的高烧”。[3](P379)针对中国人自卑地崇拜西方，认为西方与东方是一种“差距”，而非差异，该种观点坚持重申：“中西文化是本质的差异，而非时间的差距”。[3](P371)“中国不是太封建，而是太‘现代’，太‘现代’了！”，因而，必须“重新回归到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本根，用中国文化的理论为自己正名”。[3](P377)因此“提倡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是当今中国的当务之急”。[3](P351)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否认不同的任何共通性与可公度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华性”就是中国的“现代性”。“中华性”论者认为，当谈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不必将强调“西方化”当成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在世界文化共在互动的语境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求索“中华性”而获得现代性。“它是一个力图跨出‘他者化’的新的时代，也是一个重审‘现代性’的时代”。“与现代性主要用西方的眼光看世界不同，中华性意味着多角度的审视，其中特别是要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与现代性把世界仅看成一个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差距的高低等级不同，中华性在承认这种时间和等级框架有其合理性的同时，更强调把世界看成有多种差异，可以多次划分的世界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划分，地域集团的划分，宗教和文化圈的划分等等，看成多种多重对立统一的共时现象。”[4]这种观点，将现代性理解为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走向统一世界史（全球化）的特性并且以此强调不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这种观点并不反对现代性，而是强调突出现代性的民族主体性。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道路，中国追求现代性就是全盘西化。引领“全盘西化”思潮的首倡者是陈序经，他认为：“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中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5](P384)现今鼓吹全盘西化观点亦不在少数，不过它们自身也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等的争论。 最后，中国学术界还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观点，即“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仅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的，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由此，“中国语境的现代化概念”已经“包含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6](P49)“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指明了“中国对现代性的寻求是在殖民主义时代条件下开始的，这种寻求包含着抵抗殖民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但是，这种抵抗和批判并没有使得这些后起的民族国家摆脱现代性的逻辑”。应该看到的是，现代性自身存在着内部冲突的结构，其实，追求现代性和对现代性批判是同时发生的。[6](P11-14)这种思潮主张反对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这一理论被解释为“必须在‘理性化’这一范畴之外寻找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同一性，换言之，以西方的理性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方法已经无力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作出恰当的分析，因为这种社会学方法本身就是理性化过程的产物和体现”。[7](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