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纯学理性的问题，而是现实社会发展提出并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如何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直接关系到如何构建现代社会，如何推进现代化进程。因此，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现代性问题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在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也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研究的一大视点和重点。一方面，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在对现代性的回应和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彰显；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深入理解，又深化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研究，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哲学，而主要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尽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历史语境和面临的问题与今天不同，但其考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仍是非常重要的，是富有当代价值的。对于我国今天的现代性建构来说，马克思有关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尤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现代性的载体与主体 考察现代性，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在具体分析、建构时，无论如何不可绕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谈的现代性，究竟是谁的现代性，何种性质、类型的现代性？这就涉及现代性的载体和主体。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现代性的载体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发展划了一个时代，它同以往任何社会相比，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色彩。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时，常常与“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文明”等交替使用。与此相对应，现代性的主体自然是资产阶级，现代社会与现代世界乃是资产阶级按其需要创造出来的。作为现代性的主体，资产阶级与资本是完全一致的。资产阶级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则在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具有“主体化”的性质。所谓“主体化”，主要指资本对社会各种现象和关系有着“主体”般的支配和主宰作用，资本由此变为主体性资本。现代社会就是在这种主体性资本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资本的本性和逻辑来透视现代性，正是马克思考察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马克思考察问题的这种方法论，对于今天的研究也是发人深省的，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所要追求的现代性的性质和所依托的主体。既然现代性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并且是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那么，这样的现代性必然是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或者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既然构建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其现代性所依托的主体或依靠的社会力量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所有建设者。明确这样的定性与定位，对于减少发展的盲目性，增强发展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是至关重要的。 论及现代性的主体与载体，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今天的资本及其作用。应当看到，资本作为资本，总是要追求价值增殖的。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制度环境里，它又有其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存在和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其规律作用的方式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为此，既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要恰当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人民，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现代性的方向与出路 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它从开始之日起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现代性遇到了严重危机。为此，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不少西方思潮均对现代性给予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其中一些激进的观点甚至提出更为彻底的否定和颠覆。这些观点和主张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沉思的，但它们最终也没有为现代性真正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一味的终结、颠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马克思也始终注重现代性的矛盾分析，其现代性考察与社会批判理论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矛盾分析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文化、理性层面，而是重点指向制度根基。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确实给人类创造了现代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的巨大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理性化、科层化的实施明显提高了行政和生产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契约化、民主化的推行大大提高了政治文明的程度等。但是，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繁荣辉煌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资本升值的背后是人的贬值，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现代发展悖论。要解决这种发展悖论，只能是超越原有的现代性。如何超越？马克思采用的办法并不是简单的颠覆与解构，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露与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方向，这就是诉诸共产主义的实践。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使现代性由一种盲目的异己力量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并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力量。“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隐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