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6-0012-09 一、两种可能的文化哲学 哲学在其历史上已经累积了太丰富的遗产，其历史性已经盖过了其概念规定所能提供的指引，因此了解哲学，就不得不在尊重其深厚历史性的前提下深入于哲学历史之中。文化哲学相对来说还年轻，“文化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对理解和研究文化哲学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引性，因此，文化哲学的内容和限度暂时还可以首先在概念上进行估量。文化哲学，顾名思义，或者用文化的眼光理解、解决哲学问题，或者用哲学的眼光理解、解决文化问题。 第一，用文化的眼光理解、解决哲学问题，有如柏拉图《理想国》探讨“正义”的思路，将哲学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性或历史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化哲学通过文化的眼光使哲学显露出文化性。这可以视为哲学为了自身问题的推进乃至解决而谋求的一种可能的出路。 需要留意的是，《理想国》通过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探讨“正义”，不仅深化了正义问题，而且就《理想国》本身看来强有力地解决了正义问题，但是，文化哲学在类似的意义上却不意味着必然解决哲学问题。不用说，文化哲学应运而生当然需要一个更大的前提，即哲学仍然有问题。 第二，用哲学的眼光理解、解决文化问题，有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描述精神奥德赛的方式，对文化的哲学本质加以历史－地理的展开，或者说将哲学展开在文化及其历史之中，通过哲学的眼光使文化显露出哲学性。这算得上是一种哲学的兑现或者落实，既应验哲学的自我期许又深化甚至更新了对文化的理解。在《历史哲学》之前，黑格尔已经完成“哲学全书”，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历史哲学”的工作乃是哲学的“下凡”，显示出哲学比通常人们想象的要更为有用。很难想象黑格尔在没有这些前提的情况下能够形成《历史哲学》这样意味深长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用哲学眼光看文化的文化哲学乃是应用的哲学或者哲学的应用。显然，应用哲学在逻辑上后于哲学问题的解决。这种意义的文化哲学之于哲学乃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哲学本身对此只能保持次一等的兴趣。 需要留意的是，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和哲学的区别是逻辑上的或者结构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或传记上的。事实上，有些哲学探究其初衷是文化危机或者文化遭遇，此类哲学探究不仅要深入于哲学之中，而且或隐或显地总要带出其初衷。尽管如此，解决文化问题的哲学探究在结构上还是先于文化问题及其解决的。当然，文化不总是有问题的，因为文化无微不至地笼罩着人，极具稳定性和弥散性，通常作为各类文明活动的背景而不被主题化，因而不被问题化。只有身处其中的人们在时间或空间上经历剧烈的变迁，文化问题才发生。况且，文化出问题也不必然激起文化哲学，文化哲学的历史前提是出问题的文化本身要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 二、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 为什么说从文化眼光出发的文化哲学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哲学问题而同时却未必能够解决哲学问题呢？易言之，这种意义的文化哲学可能对哲学作出何种性质的贡献呢？从文化观点出发的文化哲学的确能够改变哲学的传统面貌。 首先，用文化的眼光看哲学，意味着一种对哲学更深入的理解乃至改造。当人们发觉西方哲学原来是西方文化的特定产物时，当人们发觉中国哲学原来是中国文化的特定产物时，哲学问题所表征的哲学面貌就再不能像亚里士多德或笛卡儿所想象的那种样子了。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在谈到战国思想时认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如果文化哲学在中国本地有一位这方面的先行者的话，大概可算傅斯年。傅斯年写道： 世界上古往今来最以哲学著名者有三个民族：一、印度之亚利安人；二、希腊；三、德意志。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极高的时候，他的语言还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语言之早年的烦琐形质。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形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野蛮人一旦进于文化，思想扩张了，而语言犹昔，于是乎凭借他们语言的特别形质而出之思想，当做玄妙道理了。……希腊语言之支配哲学，前人已多论列，现在姑举一例。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么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则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 接着，傅斯年又举证康德哲学的翻译之难，并说： 哲学应是逻辑的思想，逻辑的思想应是不局促于某一种语言的，应是和算学一样容易翻译，或者说，不待翻译。然而适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译，则这些哲学受他们所由产生之语言之支配，又有什么疑惑呢？即如Ding an sich一词汉语固不能译它，即英文译了亦不像，然在德文中则an sich本是常语，故此名词初不奇怪。……算学思想，则虽以中华与欧洲语言之大异而能涣然转译，哲学思想，则虽以英德语言之不过方言差别，而不能翻译，则哲学之为语言的副产品，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印度日耳曼语之特别形质，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别，过去及未来，已充及不满，质之与量，体之与象，以及各种把动词变作名词的方式，不特略习梵文或希腊文方知道，便是略习德语也就感觉到这些麻烦。这些麻烦，便是看来仿佛很严重的哲学分析所自出。 多年以后，傅斯年仍然强调这样的观点： 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此情形愈明显。[1](P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