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11－0068－06 一、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兴起背景与基本特点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变化最为迅速和深刻的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洗礼，目睹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思想和制度体系的竞争拼斗，见证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潮起潮落，迎来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壮丽图景。二战之后，尽管东西方国家对峙冷战的局面长期持续，但从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来看，时代主题却悄然变化，即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作为对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和实践要求的观念回应，发展理论研究一时蓬勃兴起、风卷云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改造社会制度，探索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富裕、幸福的新生活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缩短了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发展方面的差距。但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同时也由于阶级斗争思维定势根深蒂固，“左”的观念体制严重束缚，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失误、遭受了挫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道路，作为新时期最基本、最鲜明特征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发展哲学的兴起，其现实根据是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发展实践需要发展哲学的导引；其学理根据是为从个别领域、个别方面研究发展问题的实证学科提供整体性、规范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以当代发展实践和各种发展理论作为自己反刍的原料，从整体上求解发展的难题，探寻发展的内在逻辑，建构发展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发展的实践和发展的范畴都是总体性的。实证研究虽然能为人们把握发展内涵、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帮助，却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发展问题。为了给发展问题的科学研究提供总体性的思维框架、价值坐标和方法论原则，给日益复杂的发展实践以哲理层面的理论指导，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反刍发展实践经验、概括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一门具有总体性和综合性的、求解发展的元理论和元问题的学科——发展哲学。 发展实践催生发展理论，发展理论引导发展实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勃兴。我国学者以经过长期学习、研究、教育、实践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其发展哲学研究一开始便显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高度关注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与当代中国的政策导向相互作用。研究者所倡言的社会发展目标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人的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终极价值取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等学术主张，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通过影响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制定，与现实实践相互引发、并进互动，对于引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具有综合性和跨科领域性。发展理论兴起之初，主要是分学科的经验性、描述性、对策性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虽能为人们把握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内涵、制定发展战略、谋划发展思路大有裨益，却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发展问题。但作为实践的发展和作为范畴的发展，都是总体性、综合性的。对于发展，不仅要作实证性、经验性、对策性考量，还应作反思性、规范性思考，为发展各分支学科研究和发展战略策略制定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发展研究开始向总体性、综合性、反思性、规范性方向发展，呈现出了从单一、分化向统一、综合以及由具体问题向元问题、基本问题转化的趋势。三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研究群星灿烂、新著迭出。李德顺、李连科、李景源、袁贵仁、马俊峰、王玉棵等专家学者，对价值、价值认知、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创造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发展哲学研究提供了价值坐标体系。景天魁在学术界较早提出发展哲学的概念，并对社会认识论问题、发展哲学问题、中国社会发展战略问题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研究。陈中立等在《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一书中对于社会发展与思维方式变革的关系作了系统思考和阐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哲学必须关注现实、引导实践的学术使命感，致力于社会发展理论、发展哲学的研究。丰子义出版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等著作。他认为，发展理念是对于发展本质与意义的基本认识和体悟，其发展理论的核心，反映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支撑和影响发展理论建构与发展实践推进，引导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潮流。发展既具有规律性，又具有价值性，发展理念作为对于发展进行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等全方位审视和综合性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应当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1](P127)。中国人民大学郭湛等专家学者以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准确把握、以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全面了解为学术底蕴和立论依据，对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问题、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活动的效率》、《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社会公共性研究》等著作。吉林大学孟宪忠、邴正、刘少杰、周光辉等专家学者的《社会发展哲学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一书，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和目标选择、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现代化理论的迷失与超越、社会发展观念的现代变革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苏州大学任平等专家学者，从交往实践入手研究发展哲学，把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问题描述为主——客——主的多元主体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央民族大学贺金瑞、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贾英健分别出版了《全球化与交往实践》、《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等著作。山东大学刘陆鹏、何中华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关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共中央党校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一直致力于发展哲学研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发展研究学派，出版了《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发展理论论纲》、《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发展与代价》、《发展哲学引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研究》、《当代社会发展的哲学研究与论辩》、《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等著作。杨春贵等撰著的《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一书，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维视野，全面阐述邓小平理论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历史性意义。庞元正提出了主题转换说，指出随着从无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随着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相应地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向以发展为中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发展并不否定革命，但革命从属于发展。我们是为了发展而革命，而不是为了革命而发展。我们既要反对以发展否定革命的观点，充分肯定革命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又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理论研究，对发展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并且以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杨信礼在其博士论文《发展哲学引论》中，对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自然前提和社会前提、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世界历史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发展观念的重建和发展模式的转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刘森林、邱耕田等学者分别出版了《发展哲学引论》、《发展哲学导论》等著作。韩庆祥在《发展与代价》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代价的涵义、实质、类型，代价产生的必然性，对待代价的正确态度，以及控制发展代价的方法路径。袁吉富等在《发展的代价》一书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维度，对于代价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正确认识、付出、评价代价，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与阐发。发展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种新形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将对理论界提出更多的课题，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也必将对发展实践的经验作出新的概括，对发展哲学研究领域作出新的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