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两个重要领域。也正是在这两个领域，段忠桥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前一个领域，他不仅提出并论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和英美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而且通过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等流派的基本主张的阐释和评价开拓了国内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在后一个领域，他借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做出了与国内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不同的新阐释，并在与近些年来我国流行的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密切相关的新见解的争论中，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新观点，从而推进了我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段忠桥简介：段忠桥，1951年生，北京人，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津大学All Souls College（万灵学院）客座研究员（1998－1999）。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迄今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英文专著，英国Avebury出版社1995年出版）、《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专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专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主编《马克思主义史教程》和《当代国外社会思潮》，翻译出版了《卡莱尔》、《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合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四部分的条目）、《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合译）、《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等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英国）、《批判》（英国）和《自然、社会与思想》（美国）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访谈时间：2009年8月19日上午 访谈地点：段忠桥教授家中 采访人：刘景钊（以下简称刘） 被采访人：段忠桥（以下简称段） 刘：段老师，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我曾拜读过您的一些论文和著作，感觉您善于通过学术讨论和争鸣来提出自己思想和观点。另外，像您这样在国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能用英文在国外出版专著、发表论文，能同国外一流学者对话，而且引起国外学者重视和得到较高评价的哲学学者还不是很多。所以，我希望借这次访谈能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 段：好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如果从1977年大学毕业到高校任教算起，我主要涉足的研究领域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我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是2007年出版的《理性的反思与正义的追求》和2009年出版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前者展示的是我在后一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那后者展示的则是我在前一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 刘：如此说来，迄今为止，您已经在哲学领域耕耘了30多年，那么您能先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哲学研究之路的吗？ 段：说来话长。我最早接触哲学是在1971年。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964年上中学，1966年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也是文革期间的“老三届”。1969年1月，我同那时的很多中学生一样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山西农村插队。插队生活的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但也给我留下了一段终身受益的经历。1970年，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北大、清华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不知何故，我所在的晋东南地区也办了一所包括文理科、工科和农科的名为“太行五七大学”的学校。1971年3月我被推荐到这所学校的文理科政治班上学。按现在的标准说这所学校连大专的水平也达不到，因为它的师资主要来自原长治市的一些中专学校。政治班的主要课程有4门：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就是从这时开始接触哲学的。由于当时的师资水平和教学条件都不太理想，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只是一些来自报刊杂志的最浅显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很感兴趣，但在课堂上的收获却很少。幸运的是，我所在的文理科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藏有大量文革前出版的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图书。尽管当时还处在文革期间，大部分图书是不准借阅的，但我却因与图书馆老师私人关系不错，因而可以偷偷地借出一些书来读，或者让他将我关在图书馆里任意翻阅。在政治班学习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自学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各类名著，这些为我后来从事哲学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1973年7月，我从太行五七大学毕业，被分配在晋东南地区文化工作站工作。虽然在这里只工作了一年，但由于经常同搞文学、戏剧、美术、摄影的人士打交道，我从他们那里又学到很多文艺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对摄影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74年8月，我又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上学，我真正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教育是到南开大学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