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关于构境论的研究中，我意识到自己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关于思想构境论的表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完整的：虽然我也发表了关于历史构境论的论文，但其整个思想方法的逻辑叙事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所以，我将会陆续撰写一些新的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在此，我只指出构境理论是一个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诠释基础之上的哲学思考方法：它不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世界观，而是历史存在论的顶层构件。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我希望用四个范畴来进行重新构境式的诠释，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shaping），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的“关系构式”（configurating），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ordering），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的“结构筑模”（modeling）；这之后，才是我所说的存在高点上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的构境（situating）。① 一 “劳动塑形”（shaping）一词，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明劳动生产过程时，具体指认主体对象化的劳动活动时提出的一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31页）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已经做过一定的说明：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考语境中，他是为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基于客体向度的物质生产，重新回到主体性的劳动，即“作为活动的劳动”。此时他意识到，虽然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变化的基础，但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工具都不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量恰恰是人有目的的主体性的劳动活动塑形。其实，这也就是承认主体劳动活动在物质生产创造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中的根本性地位。（张一兵，1999年，第661页）我以为，这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② 从哲学逻辑上看，马克思再一次从主体向度出发，这也是他的历史现象学的现实历史原点。需要说明一下，这个劳动活动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个应该存在但没有存在的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而是在所有现实社会的生产中客观存在的劳动活动。③ 依马克思的看法，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31页）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赋予形式”，是指物质存在在人的劳动中获得一种异质于自身自然存在形式的易逝性和暂时性的新形态。可是，主体性的劳动活动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实现物质塑形，它必须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工具与劳动对象发生关联才得以实现。这样，塑形总是由劳动发动的有目的的物质生产行为。工具通常是人的劳动功能的物性延伸，这种由主体劳动经由工具赋予对象物的非自然形式、结构或形态是劳动活动的对象化物性实现。所以，所谓塑形即人类劳动活动为我性地改变物性对象存在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物质是不能创造的，但劳动生产却不断地改变物质存在的社会历史形式。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并不创造物质本身，而是使自然物获得某种为我性（一定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社会存在形式。（参见张一兵，1999年，第630页）其实，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通过生产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存在的最基始的过程。 在多年前，我曾经指出过：“马克思最终超出旧唯物主义的地方，正是把社会生活的本质看成是实践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应该是人的能动的不断向前的实践过程，这也是人类历史生存的本意。历史的实质不是物体上年轮的量的增加，而是社会主体实践流动的创化绵延。所以，社会的本质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机械性上，而是要从革命性和辩证性的角度把社会存在看成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燃烧着的活火’。”（张一兵，1988年）现在看来，这种创造性的“活火”正是“劳动塑形”。依马克思之见，在生产过程之中，只有人的劳动才可能主体性地使自然存在发生改变。历史性地看，“劳动塑形”的出场路径是多样化的：其一，在长期的自然经济过程中的农林畜牧业生产与再生产中，人的劳动只是通过为我性的优选对外部自然对象进行简单的塑形，比如自然经济中对自然条件的人为舍取使物种区分为益害群种，在益我性的物种中出现了家禽、畜牧对象和五谷粮食；人类也通过工艺劳动仿生性地创造了替代动物皮毛的衣物和替代洞穴的村落式宅所。更重要的方面，是劳动历史性地改变了人自身的存在样式，这是最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活塑形。其二，在工业性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塑形”不再表现为自然物质存在形式的选择性舍取和仿生性简单变形，而是开始着眼于物质存在方式的质性创造。并且，在工业生产中自然界不再是模仿的对象，而是被支配性和征服性重组的质料。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劳动塑形”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物质存在方式。在这里，劳作中的创意想法变成了科学，物性操作的工艺转化为技术，工具则系统化为机器装置。在工业物质生产之上，才有了完全基于人类劳动的“社会财富”（配第－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充分劳动分工和交换之上的商品－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方面是，在工业生产的后期，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创造性知识劳动逐步地取代物性体力劳动的地位，成为直接生产塑形先行性系统的操控和创造活动，而原有的物性生产则转换为技术操控的对象化实现进程。在后工业生产系统中，从知识性创意到原代码创作，到简单复制性编程，再到数控操作和体力安装，生产劳动已经演化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塑形的本质。与此相对应，机器系统已经生成为一个接近亚主体性的自动运作和控制母体。 这样，以“劳动塑形”为原动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就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同时，也是他们所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础的范式。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两种生产的观点，即除去物质生产之外还有人自身的生产，后者在远古社会中往往居主导性地位，物质生产只是发生附属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