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12－0024－07 雅各比以乌托邦之死来指称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特征。他不无惋惜地写道：“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甚少有人相信未来，它不过是今天的复制品而已，这复制品有时候比今天稍好些，但是一般而言要比今天糟糕。出现了一种新的一致性看法：不存在其他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政治衰竭和退步的时代的智慧。”[1](P1－2)时代对乌托邦精神的放逐是人类屈从于现实、超越性想像力衰竭的表征，深入挖掘其中的根源与寻求乌托邦精神的重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力图在乌托邦精神与乌托邦主义之间寻求分野，力求从固化的乌托邦主义中拯救出流动的乌托邦精神，既拒斥乌托邦主义对未来社会蓝图具体琐碎的强制性预设，又在乌托邦精神的感召下抗拒具有强大塑造主体功能的现代性社会图景，解放主体的“主体性”。面对乌托邦精神的拯救与重建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只能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寻求“信仰”与“运动”的张力，对这两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实现有效的整合，在“信仰”中点滴地创造“运动”的历史契机，在“运动”中加强“信仰”的力量。 一、乌托邦：“精神”与“主义”的分野 寻求乌托邦精神与乌托邦主义的分野是拯救日益陨落的乌托邦精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当各种反乌托邦主义者一致指称“乌托邦”必然导致极权的强势话语之下，以乌托邦“主义”为载体的乌托邦“精神”就必然成为和污水一起泼出的婴儿。反乌托邦主义者总是批判乌托邦主义妄图在人世间建立天堂，却最终只能在现实中建立了地狱。他们一再呼唤此岸世界自身规则的遵守，对彼岸神圣原则的警惕，并一再泣血地告知人们美好的理念决不可僭越“平庸”的现实，他们的分析是深刻的、语词是煽情的、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也是有力度的。不可否认，乌托邦主义曾经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创伤，忘记这种创伤是对人类幸福的亵渎，因此必须以哲学的解剖刀加以批判，警醒人们，才不至于再度集体走向地狱。然而当人们不再相信彼岸之理念，而庆幸自己摆脱了恶魔与锁链的同时，却不自觉地抛弃了人类的至宝——乌托邦精神，而乌托邦精神的穷竭必然导致人类历史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终结的结论。事实上，一些目光敏锐的思想家早已开始在价值维度寻求对乌托邦精神的拯救。布洛赫就放弃了乌托邦主义的政治设计，而致力于乌托邦精神的发掘，在他看来，乌托邦精神是人类冲破异化结构的精神动力，它是在此世没有位置的希望，它使人们认识到现存政治结构的不完善性，唤起人们冲破异化结构的自我解救意识。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将乌托邦精神植根于人的本性，从而保存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蒂利希则以同样的立场，将乌托邦精神视为植根人性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是一个“期望的范畴”，“由于人超越一切有条件处境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始终都有一些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无限的可能性”。[2](P169)中国的学者贺来祛除了实证主义对“乌托邦”细节的纠缠，在布洛赫同样的立场上，将“乌托邦精神”置于人类生存价值关怀的维度上，归结为人的价值化的存在方式。[3](P6－8)由此，本文认为，乌托邦精神是人类植根实然世界，追寻应然世界的超越性本性，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具言之，它既是植根于人类生存结构与人性根基的自由精神，又是对人类更好生存状态永无止境寻求的超越精神，它支撑着人类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是人类超越自身，创造未来无限可能性的潜在力量与永恒智慧。它是一种不在场、却不断趋向更好状态的“意向”，永远不会闭合，总是面向未来、在途中的“尚未存在”，因而也是非确定性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潜能与“意向”，是作为动词的“存在”，而不是实体化的知识及其建构的“存在者”。与此相反，乌托邦主义恰恰就是这种精神与智慧呈现为整体特征的固化、客体化与知识化，因而也就是存在者。当反乌托邦主义者锋芒毕露地指称“乌托邦”不可实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整体性、实体化的知识。 这种“精神”何以成为“主义”，其内在机理何在？事实上，这内在于人类面对异在的流变世界，既渴望超越有限指向终极，又追求确定性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自身。面对世界的流变性，人类只有寻求对世界与自身的确定性理解才可把握世界，实现生存。从一开始人类就是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群体存在，正是这种群体存在方式才达到对动物性自然关系的扬弃，由此获得生存的确定性根基——社会文化。个体在社会中确证自身，也生长着自身，个体在以文化为中介与他人的联系和交往中，其本质力量不断被牵引出来，也实现着与他人本质力量的交换，从而吸取他人力量，成为拥有社会力量的个体。这样，人类在相互的交往之中不断添加着作为确定性存在的文化因子，这些因子不断从稀薄的抽象走向丰富的具体。而人们创造的文化系统其最基础的层面在于劳动工具与语言，正是它们的创生使世界不断朝着符合人的目的性要求的方向发展。劳动工具与语言正是承担“为我性”结构的现实载体。“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4](P82)劳动工具沟通了人与自然，它将人的无限抽象目的具体化、有限化，成为客观可行的目的，又使自然的不合目的性通过工具的中介作用于目的，使目的受到对象的规约，从而在工具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了人类自身的目的。而语言的诞生则成为人类“自我意识”产生的标志，它不仅使个体间的交流成为了可能，也使人类内生出自身的“为我性”认识结构。语言的指称容量不仅包含反映当下经验的“所指”，也包括“非现实性”的能指，使语言的认知功能超越当下经验，而指向未来。从共时性维度看，语言的信息承载功能，使人类个体间相互对话、达成相互理解，并共同获致真理；而从历时性维度看，作为书面文字载体的语言成为知识的媒介，从而使人类文明世代相传成为可能。人类在此基础上相继创造出知识、道德、国家、社会制度等各种文化社会规则和形式。这些确定的文化因子不仅是人类创造精神与能力的结晶与外化，同时也在不断生成与提升着人类面向未来的创造精神与能力，人们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些文化规则与形式后获得发展的。而当这些确定性的文化规则变得僵死而窒息人类非确定性的创造精神时，人类就将对其扬弃与更新，从而寻求更好的生存场域。人类这种“为我性”的生存结构使人不断向未来开创可能性空间，憧憬与规划一个更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也正是在这样的开创过程中其非确定性的“乌托邦精神”不断外化、实现着确定性存在，又不断在自身的生长中突破与更新确定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