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困境与希望的哲学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彭松,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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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12-0047-06

      乌托邦是人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和执着追求,在追求乌托邦理想社会的过程中所凝结的乌托邦精神代表着人类超越当下现实的永不枯竭的批判力量,体现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乌托邦意识匮乏的时代必然使人的精神衰退、灵魂麻木,人们的生活必然处于俗不可耐的欲望满足的简单快感中。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现实化和世俗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空虚和无助,以至于人们都在逃避面对面的内涵丰富的交往世界而退缩到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借助计算机时代的网络技术,“虚似实在”短暂地弥合了人们的理想与现实的鸿沟。然而这一短暂的弥合并不能消解人们的精神困惑和苦闷,人们也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生存根基。现代社会中人们非常现实地活着,然而却感觉得很累、很痛苦,大有“不可承受之轻”之感。此时,人们忽然发现,久已远去的乌托邦的理想和浪漫想象,仍然是现代人摆脱不掉的一种古老情结。乌托邦的这种精神不仅仅针对个体而言,同时,它也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继续前进的动力。因此,在现代社会,对乌托邦进行重新反思,不仅关涉我们人类当下的生存,而且与人类的未来密切相关。这里,本文仅从乌托邦的基本规定出发,探讨一下现代性语境下乌托邦的困境,以及乌托邦与人类未来希望的价值关系。

      一 何谓“乌托邦”

      众所周知,“乌托邦”(utopia)一词是由两个希腊语“ou”(无)和“topos”(场所)构成的,本意表示“无场所”、“没有的地方”,亦即“乌有之乡”。它是由托马斯·莫尔最先开始使用的。但乌托邦观念(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价值和乌托邦精神)却是由来已久了。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柏拉图就设计了一个现实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的社会模式。他认为,这种理想的社会模式尽管不可能在现实中得以存在,但它却是应该比现实更加真实可信的,它存在于人的心中。现实只能是对理想社会的粗糙的模拟而已。赫茨勒(J.O.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一书中,把乌托邦的思想追溯到柏拉图之前的希伯来先知那里,认为他们在面对当时不合理的现实时同样能够审时度势,提出重建社会理想的路线,并勾画出一幅完美的未来图景。赫茨勒认为,乌托邦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并不完全真实的社会,它有必要而且可能进行人自身的改造以符合某种合理的乌托邦社会理念,最终使社会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

      但严格地讲,赫茨勒所指出的先知的思想只能说是乌托邦思想的萌芽,还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因为乌托邦虽然是人的想象的产物,但它更多的却是人的理性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出现的,而且乌托邦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人自身内在的主体性力量,而不是完全依靠神的力量以神话的方式获得拯救。也就是说,乌托邦思想根源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但又与后者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即使是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它所描述的理想社会依然必须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才可能接近或通达理想的“上帝之城”。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这个重大的事件之后,特别是在17世纪进步观念等等启蒙精神的推动下,乌托邦观念不再是指某个世外桃源的、与人的现实无涉的空间概念,而是成为了现实的人可以期待实现的时间范畴。形象地说,乌托邦不再是人幻想的一个“好地方”,而是人希望出现的“好时光”。乌托邦观念的这种转变与人的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人的实践的能动性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乌托邦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生活乐园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近,与人的实践活动也密切相关。这就是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设计美好的社会蓝图、积极尝试的同时,进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社会试验的原因所在。他们都希望自己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能够最终实现。当然,他们的行动最终失败了,但他们毕竟走出了单纯构想社会蓝图的局限,而积极投身于当时社会的实践活动,这同时说明他们那个时期的乌托邦理论开始贴近和关注现实。但是,即使在近代的社会乌托邦观念发生了由空间向时间的转换,但它仍然根植于近代的西方传统和现代启蒙精神相互融合、碰撞的西方文化中。这种乌托邦设计不但要求构想美好的理想社会,而且也希望通过现实的一定程度的改良或变革来实现这种美好社会的蓝图,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化论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传统的乌托邦观念在逐渐消解,以至于在现代社会中只会出现所谓“乌托邦”的术语,却再也没有其实质内容。根据赫茨勒的说法,它被称之为“拟乌托邦”。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构想不再像传统社会乌托邦思想那样保持与当下现实社会的巨大张力,不再对现实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缺乏丰富的超现实的想象力。他们只是采取了乌托邦的叙述形式或构想模式,但乌托邦的内容却与现实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实现这种所谓的社会理想完全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即使这种“拟乌托邦”的作者本人也承认,他们的乌托邦构想是按照现实的人性来构想和实现的,它与现实社会的差别只在于发生时间上的量的不同而已,而根本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为在现代的拒斥形上学的文化观念中,在充分理性化、操作化的现代社会中,他们已经“能够认识到试图刻画出一个永恒完美的国家是愚蠢的行为。他们认为社会的改造必须建立在人类本性的现实基础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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