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0－0038－07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者虽然试图自力更生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但在研究的范式和叙述的体例上，还是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强烈影响。所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当中，成为制约这一学科深度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中国学者自然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并在近些年开始在学科自主创新的诉求下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不应当仅仅是范畴史和抽象的思想史，更为根本地看则应当主要是哲学的生活史；它也不应当仅仅关注少数领袖人物的哲学思想，而应当关注哲学家群体的思想。这些观点，对于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无疑是有建设性的。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完全突破原有的框架，有些问题自始至终都是语焉不详或者根本就是蔽而不显的。如何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 一、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在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被当作两个并列的二级学科来加以划分的。这种学科分类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为了凸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地位。然而，这种学科分类实质上隐性地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存在的哲学形态，这就在逻辑上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外。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范式上不能根本地接纳国外马克思主义，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普遍学术现象。如果还原地考辨，我们不难明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形态置放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之外加以界定，其实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确立起来的理论定向。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是以他们自己所理解并定格下来的哲学模式为最终的标准来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内容，所以，进入到他们研究视域中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自然也不是他们哲学思想的全部），至于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霍克海默、萨特、沙夫、科西克等人的哲学思想，则被不由分说地贴上“非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从而不可能也没有出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视线之内。时下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形态的评价，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相比已是大为不同，但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生硬地分割开来足以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苏联的标界体系。中国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创之时没有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应当说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形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学术界也只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之后才发生的学术事件，这样一股对中国学者来说完全陌生的理论思潮在其性质与特质没有被完全辨识之前，是很难被放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中来得到介绍与评论的。然而，当人们在对原理教科书体系批评之后已经普遍地不再用原有的标准（特别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立的标准）来指认种种国外马克思主义形态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继续被作为两个异质的构架来对待，是让我们不得不深入反思的问题。平心而论，应不应当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凭研究者个人的喜好而随意决定的问题，其最根本的判断依据，理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已然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风貌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P342)马克思这段话是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是否适用于俄国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实质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规律的一种深度思考。马克思无非是要表明：以西欧为背景并根据它的实践材料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般性的学说本质上是属于世界的，然而，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它们又一定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从而采取特殊的民族化的方式来实现。如果说马克思在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一问题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说明。1886年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2](P677)我们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些论述中，通过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就在于通过特殊性来体现一般性、通过民族性来体现世界性，由此指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依托对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与具体革命实践的研究，创造出与本民族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不同民族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形成与存在的合理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由一元到多元、由单一理论模式到多种理论模式并置的格局。 然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身后的理论史，特别是“教条主义”与“非教条主义”的分野与斗争史表明，那个风行了大半个世纪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质上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那些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哲学家，从来就是以被定于一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模式为标准去评判和裁剪生成于西欧大陆、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从而将这些理论形态指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无疑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形成的真实语境）。相反，这些被标识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几乎都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自所属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相融接而创造出来的。这些哲学形态的大部分，一方面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批评，另一方面它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种，并不主张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模式去打压其他的模式。如果我们并非用先已预制的观点，而是以深刻解悟马克思与恩格斯指认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的内在机制为基准去观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这些哲学形态其实并没有溢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传统，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的组成部分而形成与发展的。照此说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衍生形态，是不可能为自己独霸天下的位格提供有说服力的辩词的，我们所称指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理论形态，也不应当被排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认识框架之外来加以对待。作为学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果要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推进的机制和规律，尊重迄今为止已然形成的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并存的经验的历史，就应当在理论范式上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纳入其中加以逻辑的确认与叙述，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历史主义的学术态度。若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呈现的将依然是离散的、不完整的历史，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会由于缺乏哲学史的视野而继续停留在对“正面启示与负面影响”之类问题的讨论上，而不能深入到宽厚的哲学史逻辑中来清理哲学家是在什么样的路向上接续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