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哲学的把握都要通过某种理解范式具体地呈现出来，对马克思哲学① 的理解也同样如此。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哲学在中国乃至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与之相应，围绕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传播、发展和创新以及实践效应等诸多问题的复杂性也凸显出来：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和创新；另一方面，因特殊国情、时代主题以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自身局限，我们形成和固化了预成论、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经验论等遮蔽马克思哲学智慧的传统理解范式。反思有助于前行，确立正确的理解范式不仅是把握马克思哲学智慧的关键所在，也是决定马克思哲学能否正确发挥实践效应和发展创新的理论前提。这要求我们对积淀于人们深层思想意识中的传统理解范式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超越和升华，在把握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来不断深化和实现马克思哲学对当代中国的科学指导。 一、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双重效应 中国现代化的序幕是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一外力作用下逐渐开启的，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动摇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此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从“戊戌变法”进行社会体制变革到系统学习西学的思想方式，这是中国人自觉反思并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所经历的艰难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欧洲的先进思想学说，正是在这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引入的。任何思想学说都是基于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被人们理解、选择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发展过程，始终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初传入我国时，正值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和人民翻身求解放之际，“救亡图存”、“救国图强”意识凸显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课题。此时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正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努力又纷纷失败，在当时特殊国情和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在短时间内直接为广大受压迫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基础、文化启蒙和可能路径，乃至在理论上为阶级斗争提供理论支撑和合理论证，历史地、必然地成为有识之士的思考主题。 此时正逢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带来了希望。由于当时的中国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一样，是一个前现代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东方专制国家，两国具有相同或近似的现代化主题和实践斗争需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②。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对私有制和阶级剥削进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这一价值诉求，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暴力革命这一斗争手段，乃至革命成功之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等具体原则和设想，都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相吻合。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要比中国高出许多，加之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获得了成功的实践效果，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和接受提供了现成的样板。对于俄国的经验，中国人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结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中国人找到了拯救中国的现实出路即走俄国人的路，与此相应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传播和发展也采取了“以俄为师”的特殊路径，形成了一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特殊路径依赖关系和理论后果。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20世纪前20年中传入中国的，在“以俄为师”之前，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通过日本中转的，因为“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④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是陈望道先生根据日文本并参照英文本翻译出版的，而以李大钊、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借助日本学者的翻译、著述和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介绍传播，作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主要参照并译介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而写成的。“来自日本的唯物史观介绍、译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主要内容。”⑤ 蔡和森、周恩来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优秀青年，则通过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通信、通讯报道以及翻译法德等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成果等方式引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的并不是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从日本、法国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少量文本中来理解，而且还经过了这样一个理解过程，即“把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学术性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等同于仅仅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史观，又把唯物史观等同于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⑥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三个组成部分时，就明确指出历史论是最根本的，而与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的阶级竞争说又是最核心的，“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指马克思——引者注）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⑦ 毛泽东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曾直截了当地说，从《共产党宣言》等书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⑧。对于唯物史观毛泽东作了如下说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⑨ 可见，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作为主要内容来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理论解读与定位的，加之当时人们在实践斗争中强化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就被理解为一种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显然，他们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判断和解读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