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1－0068－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症候之一，是回归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的热情开始高涨。抑或如有的学者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地形图所作的概括，以回归传统文化为旨归的“新保守主义”，成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外的第三种社会思潮①。这种“新保守主义”，是艾恺所关注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一种表征。它关涉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一、“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1990年代出现的回归文化传统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实际上正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1980年代末的苏东巨变，一个所谓的“历史终结”时代已然来临。在西方学者看来，“历史的终结”并非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结束，而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色之后，一个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的终结，而一个人类向往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世界已经一统天下。“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②。“历史的终结”宣告的其实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终结。在坚信西方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为唯一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同时，同样来自美国的学者宣告：“现在，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至少我们已经达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的开始，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为重要的因素。”③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貌似宣告冷战时代的终结，但是其浓郁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却是露骨的。“历史的终结”俨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了失败者“被淘汰”的“历史”。它再次证明了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陈词滥调。也正是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中，社会主义与极权、暴政乃至法西斯主义划上等号。“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被放大为血腥、暴力、杀戮和非理性。于是，在“历史终结”的背后，被否定、被无视乃至被宣判死刑的是曾经在极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所容纳的极为丰富的意义，是人类探索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的终结”遥相呼应的还有对革命和左翼社会运动的祛魅。在“历史终结”之处，回望历史得出的结论却是“告别革命”和寻找被革命压抑的“人性”，抑或是被革命压抑的“现代性”。“文明的冲突”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实际上也意味着一段冷战时代历史的终结。在战争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引发的宏大叙事的帷幕之后，悄然被掩盖的是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铁血定律在今日“民主、自由”大旗下推行的战争中难以推脱的责任。文化冲突论遮蔽了在今日世界日益突出的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性别压抑、种族变相歧视等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多持批判态度。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等论调实际上是以美国学术理论为参照，即以一种强势的西方话语方式参与后冷战思维构造所得出的结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后冷战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大陆学术界。 在“告别革命”的姿态下，重新回到中国的本土文化、回到传统之中成为了某种应然的选择。一批1980年代“新启蒙”的著名人物，纷纷从1980年代对“五四”精神的承续、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五四”精神的反思、批判与对传统文化的同情、理解乃至推崇。在这方面，甘阳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在回顾自己思想的转变时，他明确地意识到：“从我个人来说，1985年——1986年是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就是反传统’的阶段，但1987年——1988年已经不同，我1987年发表的《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着重强调西方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而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已经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明确为‘文化保守主义’辩护。”④ 曾经在1980年代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李泽厚，在1990年代也发出“新儒学的隔世回响”，并从最广义的角度指出“儒学是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行为、生活、思想感情的某种定式、模式”，即所谓的“活着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儒家最重要的是这个深层结构”⑤。也正是从1990年代开始，对一个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镜像的呼唤变得极为炽热。在所谓“新儒学”、“国学”的勃兴中，再加上港台乃至海外新儒家们的推波助澜，对传统的倾慕逐渐衍变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文化思潮——新保守主义。 以回归传统文化为旨归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告别革命”和“回归传统”的姿态下，“着手全盘反省本世纪（20世纪——笔者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由此抽绎出反激进主义的命题（思想纲领）——它不仅仅只具有学理的意义，同时也有更广泛的文化象征意义”⑥，于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反思，便不再仅仅只是对“革命”的“告别”，而成为对历史的一种重新书写。20世纪的中国历史被书写成贯穿了一条有主线、有问题的“历史”，而这条主线、这个问题则是“激进主义”。“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激进主义在三次文化批判运动中达到的高潮，其规模之宏大与影响之深刻，是20世纪儒学重构运动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激进主义的口号远远压过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⑦，尤其是在1980年代还被整个中国知识界视作现代化思想资源的“五四”，转瞬之间成了孕育激进主义的摇篮。在一些人的眼中，“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诸如“打倒孔家店”——俨然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罪恶之源，它的所谓“全盘反传统”即使不是数典忘祖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的背叛，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无限扩大，陷入极端的偏执，乃至无情的破坏主义，而这一切似乎正可以为半个世纪之后引发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付账买单。“五四”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似乎不仅没有得到清理，反而又延伸出更为严酷的“国民劣根性”。在这样的历史反思视野中，曾经被视若神明的“五四”启蒙精神最终被无情而又酣畅淋漓地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