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文化复兴是繁荣和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口号,而不是文化复古的口号。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产物。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产生及其特点肯定有重要作用,但一种文化不能简单求之于地理环境。在文化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重视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一种文化的活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能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铸传统。在当代中国,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更好地捕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问题,明确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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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与强调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是矛盾的,如冰炭同炉,不可两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它们并不对立而是相得益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民族文化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表现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就是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它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规律学说的科学特性,又具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民族特色。中国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用它来取代中国文化,而是把它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通俗地说,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口号是繁荣和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口号,而不是文化复古的口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决定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另一方面决定于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当然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是有机的,它不可能是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任意选择性的结构。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以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化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集中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一元化的指导地位。但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并不会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失去其民族特性。离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为自己的东西。[1](P191)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当然也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变为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当代中国文化。

      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脱离具体社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型化、同一化、公式化。社会经济形态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具有规律性和共同性,但属于同一种社会形态的具体社会又是各有特点的。社会经济形态与具体社会不能简单等同。社会经济形态是同一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的共性,而现实社会则是具体的、多样的。同样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各有特点。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2](P891-892)马克思从来没有要求人们根据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形态的演进规律来剪裁历史,相反,他极其强烈地反对这种历史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体现于具体社会的丰富性,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上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正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因而在各民族的文化中,文化的各种形态,从风俗、习惯、交往礼节等世俗文化,到哲学、道德、法律、宗教等精英文化,都各有特点。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笼统的东西文化比较或东西哲学比较,因为没有统一的抽象的东方文化,也没有笼统的西方文化。即使是东亚也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而西方欧美也包括很多国家,何况每个国家中还有不同的民族和种族以及地区性文化。即使我们采用汤因比以文明为单位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对各种文明圈的某些共同特点的分析。例如,我们可把历史发展分成若干种文明形态,如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之类,或把文明圈形态作为历史研究单位,但任何文明圈的划分都不可能消除文化的民族性,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划入所谓共同的文明圈。文化的特点始终是民族的。至于文化传播和影响是另一回事。例如,儒家文化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影响,但也不可能把其他受儒家影响的民族文化划为儒家文明圈。

      二、文化多样性是民族多样性的必然产物

      文化民族性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这个问题仍属难题。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德的《思维地缘学——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原因何在》一书,就是以亚洲人为另一方、以西方人为另一方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他认为,亚洲人的特点是相互依赖,西方人则独立自主;亚洲人的世界观重整体,西方人则讲究分析;亚洲人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西方人认为世界是简单的;亚洲人较注重关系,西方人则更重视对象;亚洲人可以接受矛盾,西方人则坚持逻辑性;如此等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作者认为源于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基础结构,农业基础结构决定了经济基础结构,经济基础结构决定了社会结构,从而产生了上述不同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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