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6－0001－09 三、货币·资本·生产：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批判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为回应后现代理论的挑战，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内，对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重新进行解读，以揭示它们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呈现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意。 1.货币与现代性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 货币在马克思不同的思想阶段和理论取向上，决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大致以1845年为标志，马克思对货币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对货币概念的解读，总体上是建立在人本主义的抽象劳动基础之上的，之后的解读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①。随后，他在“1844年手稿”中又指出，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②。这些都说明，早期的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与他带有费尔巴哈痕迹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早期马克思的货币观称之为“人本主义货币观”。这当然是一种不成熟的货币观。 1845年之后，随着《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的发表，马克思对货币的理解发生了“实践转向”，即马克思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解读货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货币章中，马克思对货币有一个经典解读：“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③ 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原理：第一，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货币交换关系是人类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展现，货币经济是人类经济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二，货币作为驱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既是破解现代社会生成之谜的概念工具，又是打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称其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 西美尔等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货币观点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一种认识，就是将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货币观”（在西美尔那里就是以货币心理主义为基础的生命形而上学）和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对立起来，并先验地认为只有人本主义货币观才是真正合理的符合后现代社会实际的货币观，而“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则是一种非人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货币观，即与人本主义尖锐对立的古典经济学的货币观。这种认识是对马克思货币观念的肆意曲解。它根本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乃是人本主义”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货币观在本质上不但是一种人本主义，而且是一种超越包括后现代理论在内的一般人本主义的深层人学。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货币心理现象，而是现实的人在货币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真实历史命运；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的批判，也不是一种抽象的货币心理主义分析，而是将人的生存状态置于货币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之下，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从而将人的历史命运、货币的历史命运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中发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实现途径。这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货币所得出的最深刻的货币人学原理。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发现马克思的货币概念包含着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首先，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一种世界历史尺度，并借助这一历史尺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生成逻辑。就像西美尔那样，青年马克思也曾借莎士比亚之口对货币发出过情感控诉：“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严，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⑤ 但是，情感终归是情感，后来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只要交换价值还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才能认识到货币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造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界限。”⑥ 这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货币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存在三种相继演进的基本形态：“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以“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⑦ 在演进过程中，货币是撬动历史进步的一个杠杆：一方面，货币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牵线人”⑧，发挥着“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的作用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货币还通过不断革新人们的生活观念，将人类的生存状态深深嵌入货币逻辑之中，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向货币筹划人生，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货币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理性化，整个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样，货币逻辑削弱了“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原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逐步得以确立，人们的自由个性不断发育成长。这是现代公民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是现代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将货币置于现代社会的生成过程之中，同时将现代社会的生成看作一个不断货币化的过程，这远比西美尔等人面对繁复的货币现象所发出的生命形而上学的叹息要深刻、现实得多。 其次，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货币在现代性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货币本身就包含着消灭现代性的革命因子。就像西美尔那样，马克思也看到随着人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货币化，精神生活货币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货币通过宰制人们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家园将每一生命个体都扭曲为单向度的货币人，给个体生命和人类精神带来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但是，与西美尔的货币心理分析不同，马克思是站在人类生产实践的高度来剖析货币现代性之历史局限的。他指出：“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的普遍化，来解决矛盾。”⑩ 这就是说，在发达商品经济下，货币依靠制造矛盾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从而使货币成为诸多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的纠结点，并由此生发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病变。马克思还指出，滋生资本主义现代性病变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货币权力与劳动权力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最终导致了货币生产力和货币生产关系的异化：“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化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11) 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取消货币的“先验的权力”，进而根除货币现代性的病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寻找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这个高级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西美尔所谓的后现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