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一、普遍价值为什么成为政治问题？ 1.历史背景 每一种文化都相信普遍价值，都以自身文化去理解普遍价值。尽管各种文化所理解的普遍价值有所不同，但在出现所谓文明冲突问题之前，对普遍价值的理解差异从来不构成问题，人们从来都“各美其美”（费孝通语），都认为自己所理解的价值是真正普遍的和更好的，而且也不操心别的文化在价值观上是否有缺陷。在古代社会里，人们只想管好自己社会的事情。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运动导致了所谓的文明冲突，制造了文化间的竞争关系，使文化关系成为一种政治，于是，何种价值有资格成为普遍价值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西方的普遍价值观念有两个古代来源：罗马万民法和基督教。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发明是“万民法”，即一切人的通用法。法律一开始都是当地习惯法，罗马帝国征服了许多民族，各地的习惯法多有差异，造成管理上的麻烦，于是罗马人产生了为世界建立通用法律的雄心，罗马以一般的“人”为思考单位，以人都是人作为思想原则而创造了通用的万民法。这表达了西方最早的普遍价值。万民法只是法律，它是一种游戏规则，并没有全面表达关于整个生活和社会安排的完整价值观。万民法表达的普遍价值主要是公正（justice）和公平（fairness），不过，公正和公平却不能说是罗马的独特发明，而是几乎每一种文化和价值观都承认的普遍价值，比如希腊和中国都强调公正，因此，公正作为普遍价值并不存在争议。 西方的全面普遍价值观是基督教的成就。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基督教把作为地方特殊宗教的犹太教变成了普遍宗教。犹太教的上帝本来只照顾犹太人这种“选民”，没有准备一视同仁地惠及别的民族。基督教则说上帝不是犹太人独占的，而属于世上所有愿意成为信徒的人，这就颠覆了犹太人的特殊“选民”概念。成为上帝子民的理由不再需要是犹太人的特殊肉身，而只需要向任何人开放的普遍精神信仰，这就把被上帝“选中”（chosen to be）的被动概念变成了自愿“选择”（choose to be）皈依的主动概念。基督教把上帝说成了普世最高存在和最高价值所在，本来只是地方文本的圣经中的价值观就变成普遍价值，而既然上帝是唯一的，那么，基督教的普遍价值也就被定义为唯一“合法”的，这种唯一化蕴含了西方普遍价值观念的排他性和推广欲望，它不仅要普遍地推广自身，而且要否定异己的普遍价值，拒绝与其他普遍价值兼容。这就已经暗含了后来被称为文明冲突的问题，而文明冲突的激化则是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把世界各处紧密联系到一起，使文明冲突变成一个无法回避没有退路的问题。 在文明冲突的条件下，普遍价值成为一个文化政治或精神政治问题，各种文化被卷入到一种思想之争中去，人们不得不思考，生活和社会必须由什么观念说了算？谁的观念说了算？谁搞谁的灵魂革命？这是关于精神意识支配权的政治斗争。在今天，这种精神之争被约瑟夫·奈定义为软实力之争。 2.现代的定位 经过启蒙的转向，现代西方对普遍价值有了新的理解，这主要源于现代发明了“个人”。这是一项奇妙的发明，在传统社会里，每个人虽有独立的肉体存在，却不是政治概念上的个人，每个人虽有自由独立的意志，但没有自由独立的权利，没有属于自己的主权，就是说，每个人都没有支配自己的全权。每个人的行为、生活、价值观和命运甚至生命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某个共同体或组织。 基督教为个人的发明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只要拥有了信徒的身份，那么每个人和上帝的距离就是等距的。这种平等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后果：你的父亲也是你的兄弟，你的儿子也是你的兄弟，这种等距的平等关系摧毁了社会的自然关系。于是，在理论上说，每个人都不再属于任何别人，每个人相对于他人都是独立的，任何一个他人都不再有特殊意义，一切意义都归上帝，每个人只属于上帝而不属于任何他人，每个人的精神只受上帝支配而不受他人支配，这样，虽然每个人还没有彻底完全独立，但已经在精神上独立于他人，这是走向“个人”概念的重要一步。一直到现代杀死了上帝（如尼采所抱怨的），彻底自主的个人才出现。 西方现代社会终于建立了完整的个人概念。霍布斯和洛克等力证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然权利。个人权利是个人概念最为重要的成分，可以说，并非因为存在着个人，所以要有个人权利，而是相反，正是个人权利创造了个人。个人权利赋予个人一种政治身份，使个人在政治上获得独立自主，个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单位，就是说，个人权利保证了个人是自由的，因此，自由成为现代制造的最重要普遍价值。既然人人都成为个人，个人的天然自私就被定义为合法的。在个人政治权利的保证下，作为经济人和原子人的个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切价值的计算单位，于是，基于个人概念的各种价值就被说成普遍价值。 3.普遍价值的问题所在 普遍价值问题到底在追问什么？一种问题总有其特别的追问，比如说，知识问题追问真假，道德问题追问善恶，法律问题追问公正和不公正，如此等等。普遍价值是个政治问题，但它是个特殊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性质本来就比较复杂，按照中国的思路，政治追问的是治乱的秘密以及统治的正逆，西方说是政治的正当和不正当，卡尔·施米特则相信政治是个关于敌友的问题，这些关于政治问题的定位都还不足以表达普遍价值问题的政治性质。问题在于，普遍价值虽是个政治问题，但它的原本所在却是文化问题，因此，普遍价值是一个在“自己－他者”（Self／Other）关系中被定位的特殊政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