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8；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157－05 “普世价值”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其涉及范围极广，众多领域的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此次“普世价值”讨论不仅仅是生活观念的碰撞，也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争鸣，它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斗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为了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有必要界定讨论的语境，使生活话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适度剥离。进行这一剥离后，可以看出，人们主要从两条路径出发提倡政治层面的“普世价值”：一种是在方法上进行简单归纳后得出的抽象结论；另一种则是将隶属某一阶级的价值“普世化”后得出的主观意愿。因此，要辨析这一观点，一方面，我们应注意将抽象的词句具体化；另一方面，则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阶级性与人类性的关系问题。极而言之，我认为，当前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存在以下三个误区值得重视。 一、误区之一：混淆生活话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三个语境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它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划分，如从客体方面可划分为物的价值、精神文化价值和人的价值三种基本类型，从主体社会生活领域方面可划分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科学认识价值，从主体的层次方面则可划分为个人价值、群体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类历史价值等等。 当前，对“普世价值”的讨论涉及生活、学术和政治三个层面。从讨论情况来看，生活层面的“普世价值”主要指如对地震灾区人民的无私帮助，对残疾人的关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这些容易拨动人们心弦、引起其感情和思想共鸣的观念或行为。由于其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响面广，容易取得认同，一些人因而誉之为“普世价值”。学术层面的“普世价值”讨论主要在一部分学者和宗教人士中展开。他们从全球对话、遏制或缓解不同宗教和文化冲突、寻求人类和平的善良愿望出发，希冀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对话中求同存异，在各民族、宗教、文化等群体的价值观中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以求得某些共识，用以指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而政治层面的“普世价值”主要围绕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展开，事关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等一系列关系到国家走向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生活层面的“普世价值”是民众心理的一种朴素表达；学术层面的“普世价值”是人们寻求人类共同体和平与安宁的美好愿望，当然，这一讨论的结果也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但是讨论仍在艰难进行；而政治层面的“普世价值”则体现了人们不同的政治诉求，讨论尤为激烈。 从讨论现状来看，人们时常将“普世价值”的这三个层面搅和到一起，这导致如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从讨论本身来看，由于概念界定不明确，相互之间缺乏对话的共同平台，在思想上存在沟通障碍，从而使发言成了内心独白，讨论成了自说自话，无法深入展开。其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更为严重的是，将三者混在一起容易导致一种“连带效应”，主要表现为从生活和学术层面的讨论来制约政治层面的讨论：例如如果我们基于政治的角度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对方就因此而认为我们相应否认了学术、生活层面的“普世价值”，因而给我们扣上一顶狭隘化、甚至“不人道”的帽子；而假使我们承认生活和学术层面有“普世价值”，对方就认定我们相应承认了（而且不能拒绝）政治层面的“普世价值”，从而使“中国特色”也失去了合法性根基。使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利用生活话语和学术话语来混淆视听，从而达到制约我们在政治层面的讨论与选择的目的，这是当前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导致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陷于被动，甚至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看不清这一问题所在，就容易混淆学术、生活话语与政治话语，甚至将前二者的观点简单移入政治层面，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人。例如戈尔巴乔夫就通过简单移植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罗素等人的和平主义主张，提出以“全人类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政治新思维”，并逐渐将其演化为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国际关系非军事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四条原则，从而将苏联逐渐引向毁灭之中，在西方国家的操纵下走向了和平演变。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生活话语和学术话语对政治有主观上的影响，也不是说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的呼吁对政治有着主观上的恶意，而是说，作为政治家，分不清这三者的关系将导致巨大的灾难。因此，笔者认为，在“普世价值”讨论中，将生活、学术和政治话语三者适度剥离，并抓住政治层面这一主要方面进行讨论，显得尤其紧迫和必要。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和学术层面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因此，我们不能“十个手指同时弹钢琴”，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只有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才能集中精力清醒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实际上，笔者认为，即使是生活层面要建构“普世价值”，也是困难重重。正如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所推崇的普遍的爱时所说的一样，这种爱看起来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在现实世界面前却与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1](P240)。当然，生活层面的“普世价值”尽管还是伦理道德上的“应然”，但它对于促进人际和谐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学术层面寻求最大公约数式的“普世价值”，也是一种真诚而严谨的讨论，因此，对于此二者，我们并不需要过多介入甚至横加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