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的温暖”让他偏离了正轨 2006年10月以前,周立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名高二学生,成绩不错的他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原本很有希望考上一所重点大学, 但是,与初中同学窦成的一次偶然重逢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窦成已经在中关村工作,虽然是同龄人,但窦成的生活却比周立“精彩”很多,不但没有课业负担,还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窦成在一个叫“太子堂”的社团里结交了一大群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当窦成问周立有没有兴趣“一起玩”时,周立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之余,和一群朋友打游戏、下馆子、唱KTV,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周立想象得那么简单。 在窦成的介绍下,周立结识了“太子堂”的朋友们。他们都是18岁上下的同龄人,不乏共同语言,一起玩过几次后,周立很快融入了这个小集体。周立的父亲是退休职工,母亲在一家超市工作,平时与周立的交流很少,自从认识了“太子堂”的朋友,周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畅。无论遇到什么事,或者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他第一个想到的倾诉对象就是这群兄弟。 而朋友们也没有辜负周立的依赖,给予了他父母都未能给予的温暖。有一次,周立在外面吃晚饭时吃了不合胃口的东西,发了急病,浑身发烫。他给家里打电话,希望父母来接自己回家,但是爸爸却轻描淡写地说“病就病吧。”听到这样的回复,周立很难过,就打电话给“太子堂”的朋友求助。 结果,几个兄弟很快就赶了过来,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周立身上,送他去了附近的医院。周立被感动了,他下定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回报“太子堂”的朋友们,为他们,他可以“两肋插刀”。 兄弟义气让他成了“江湖中人” 和“太子堂”的朋友相处久了,周立慢慢了解到,朋友们聚在一起的初衷各不相同,有些是为了一起玩玩,有些是为了避免被别人欺负,也有一些是为了能互相帮忙找工作等等。因为大家的需求都能在“太子堂”得到满足,所以这个团体也吸引了更多的同龄人,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他们的朋友圈慢慢扩大到了六七千人,有男有女,俨然成了个小有规模的社团。 这些孩子集思广益,不但建立了从总堂到分堂的一整套管理体系,还拟定了社团制度,确立了保障社团生存发展的经费筹集方式:在这些分堂里,有的负责对外宣传和形象,有的负责招募新人人会,有的负责后勤事务,有的负责对违反堂规或退堂的人进行惩罚。他们的“堂规”规定:不准堂内兄弟内讧、不准兄弟们为了女孩打架、男女成员不得谈恋爱等;还要求所有成员按期交纳“堂费”作为活动经费。 由于引进新成员立了大功,周立升任了负责招募新人入会的“勇堂”分堂主,从此,他更与“太子堂”有了割不断的联系。“太子堂”成员中有谁受了欺负,遇到了困难,他们就出动几个兄弟帮忙“出头”,打斗寻仇、毁坏店铺;为了满足私欲,他们甚至还结伙强抢别人的财物。“有事叫你你不去,以后人家也不帮你”,周立说。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很多成员跟周立一样“义不容辞”地参加了这些“集体行动”。 在参与了多次“集体行动”后,2007年8月,周立和其他“太子堂”的小头目共7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检察机关调查后认为,“太子堂”是一个带有黑势力性质的组织。周立等成员多次随意殴打他人,强拿硬要他人财物,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2008年4月24日是周立的18岁生日,这个在看守所里度过的生日让他泪流满面。“我永远忘不了我被抓的那天,忘不了我在看守所度过的日日夜夜。”在看守所里,周立开始想念已经远离多时的父母,也开始了反思,还写下了一篇1500多字的“悔过书”。 2008年7月3日,周立等“太子堂”成员站在了海淀法院少年法庭的被告席上。法庭外,挤满了神色忧虑的家长,很多母亲已经泣不成声。法庭审理后并没有宣判,由于此案是涉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至今悬而未决。 周立不会预料到,这段荒唐的社团经历,不但让他远离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给父母带来了痛苦,更换来了违法犯罪的污点和不可预知的未来。 孩子的闭锁和疏离与家长有关 周立的故事,让我们为一个好孩子的陨落扼腕叹息的同时,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周立的故事能带给家长们怎样的警醒和启发?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罗大华教授。 问:周立的故事只是个案,还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青少年犯罪现象? 答:像周立这样参与团伙犯罪的现象:在少年犯中相当普遍,绝不是个案。因为在少年这样一个由童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有很多特殊的心理特征,再加上受到来自社会的某些不良影响,或者缺乏来自家庭的在心理上的养育,很容易导致孩子加入少年团伙,继而违法犯罪。 问:从周立自身来找问题的话,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答:少年时期特殊的心理特征是他失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和少年时期的生理特征密切相关。这个时期的孩子生理上发育很快,大脑的发育让他们有了更强的抽象思维能力,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分析、判断事物;身体机能的增强使这一时期的孩子活动量大、精力旺盛。这些生理变化带来了重要的心理变化,促生了很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