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1 引言

      行为经济学以人类行为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研究，由于将心理学的“行为决策”理论引入到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1]，来考察人类在决策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2]，因此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增加了经济学对现实中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目前，行为经济学仍属新兴学科，理论构建尚不完善，应用范围也相对狭窄，在国外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和投资等方面，在国内则更显零星。

      农业种植行为是一种个人与家庭的经济行为，按照传统经济原则，农业实践者必须是理性的，他们要对各种影响农业生产的信息做出无偏估计，并基于所获得的信息做出最优的农业生产决策，从而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我国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3-10]，但这些调整通常要经历几年的时滞过程[11]，时滞的产生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以外，主要是由于农民在“判断”和“选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偏差，并由此产生非理性行为，导致响应与变化不相协调，从而延迟了适应的时间。本文以我国东北地区的11个调查点为例，分析气候变暖背景下农业适应行为决策过程中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以期拓展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为当地粮食种植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2 资料与方法

      2.1 被访者

      2006年7月-8月我们在我国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选择11个调查点的554户家中种植粮食作物的农业实践者。其中，年龄范围30～80岁，男性300人，女性254人；从文化程度来看，有57%的被访者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能够很好地理解问卷所要表达的含义，并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回答；此外，超过1/4的被访者有过外出打工、当兵或求学的经历，丰富的社会经历特别是求学的经历有助于他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减少不理性决策行为；从家庭经济来源看，近90%的被访者主要依靠种植粮食作物谋生，其次还会养殖一些牲畜以提高生活水平。

      2.2 测量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气候变化后农业实践者的农业调整行为决策进行调查分析。调查问卷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即作物种类的选择、不同品种的权衡、农药的用量、出售时间的确定，以及来年种植计划的制定等。题型设计以选择题为主，其次是主观表述，所需数据主要通过面对面交流的形式来获取。经相关的统计和分析后，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启发式偏差理论和预期理论来解释农业实践者在农业种植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偏差及产生原因。

      3 结果与分析

      3.1 启发式偏差理论与农业种植中的非理性行为

      由于农业实践者在生产中所依据的参考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同时在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条件下并不具备运用经济学或概率知识，全面分析所有信息做出权衡判断的能力，因此，只能依赖一些思维定式、捷径和原则做出直观判断[12]，而这些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通常会系统地偏离理性假定，最典型的三种启发式偏向是代表性偏向、可得性偏向和锚定效应[1]。

      3.1.1 代表性偏向与作物种类调整 代表性偏向是指人们简单地用类比的方法去判断，由于过分强调典型类别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其他潜在信息，因此在新信息的干扰下，无法区分信息的重要程度，从而导致判断出现偏差（表1）。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位于52°N以北的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出现了连续几年的温暖气候，增温幅度最大可达1～2℃／a，短暂的增温，及水稻较之其他作物收益高的客观现实[14]，促使当地许多农民做出“旱改水”的决策，但最终由于投入大、产量低，以及无法抗拒霜冻和低温冷害等原因而被迫停止，又改回了原有的作物类型。目前，仅有极少数位于沿河“涝洼”地的无法种植旱田的田地仍有少量水稻的种植。在这一现象中，该区原有的自然条件，特别是热量条件就是所谓的先验概率，而连续几年的高温年份则属于直观现象，是新信息。在高温、高收益的刺激下，农业实践者对已有的重要信息产生了不敏感现象，同时又受到个别农户种植水稻成功的刺激，促使人们进一步夸大了小样本的代表性，最终导致非理性决策行为的产生。

      3.1.2 可得性偏向与种植计划的制定 可得性偏向是指人们习惯将记忆中最先搜寻到的信息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而信息的优先性则取决于事件发生频率高低、个体对事件的熟悉程度、事件的不寻常性，以及发生日期远近等因素。调查结果显示，灾害情况、作物生长期长短和产量是制定种植计划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其次是价格销路问题、气候条件和农业气象部分提供的天气预报数据（图1）。从参考的年份来看，由于最近1～2年的种植信息对被访者而言仍记忆犹新，因此常常被拿来加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