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0-0585(2009)04-0865-18 1 缘起 蔡运龙等在《地理科学的中国进展与国际趋势》一文[1]中，对中国地理学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作了精辟概括，引起了学界的共鸣，他们认为，“基础研究薄弱”[2]和“学科整合不足”是我国地理学发展面临的两个首要问题[3]。从地理学学科整合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单中国地理学如此，欧美地理学亦然[4]，如果回顾一下20世纪地理学的发展史[5]，这种自然—人文二分似乎已经成为地理学的一大可悲的“传统”[6]。“中国地理学中自然研究和人文研究的交叉和融合显得不足”，“还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发展倾向：一是越来越专，一是越来越泛”[1]。“越来越专”指的是自然地理学研究，“越来越泛”指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这种二元分化的强化是忽视贯通的结果，同时也是缺乏真正地理学大家的结果。如果你对人文地理学的多个分支学科感兴趣，可能被贴上万金油的标签。在这种学术认知条件下，单是在人文地理学中要想贯通都很难，更不用说贯通古今和中外了；学科交叉成了外国人的专利，我们几乎无所作为①。从这一点来看，能够以二战后欧美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为对象写出《地理学与地理学家》[8]以及相关的《哲学与人文地理学》[9]，R.J.约翰斯顿非常了不起。能够与前一书相媲美的，据我所见只有理查德·彼特1998年发表的《现代地理学思想》[10]。凭一己之力写出通论性的《地理学思想史》（1972年首版、1981年第2版）的P.E.詹姆斯就更了不起，尽管该书出版到第4版(2005)时，对中国地理学的巨大成就仍然不甚了了[11]。1992年D.N.利文斯顿出版了更有深度的《地理学传统》一书。保罗·克拉瓦尔的《地理学发展史》则突破前两本英美主导的写法，突出了法国地理学界的贡献。大陆学人只有刘盛佳著有《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和杨文衡、蔡宗夏、汪前进等的《世界地理学史》（吉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打通中西，按时间先后顺序来写。阙维民就国外历史地理学也作了一个基于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广度的一个工作[12]，也值得称赞。 如果上文所谓的“泛”是指大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而言，就略显言过其实。关于这一点，翻阅一下世界上的主流地理期刊（如Transactions IBG、Annals AAG、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Economic Geograph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ultural Geographies）和《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13]、《经济地理学指南》[14]这类著作，就一目了然。大陆人文地理学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经济地理、城市地理、旅游地理等与普遍的发展话语和经济话语有关的论题；而就研究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主导的趋势明显，计量化程度远高于欧美同类研究[15]。从近几年大陆综合性的主流地理期刊②《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纯人文地理学期刊《经济地理》上发表的论文，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主导的论文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为其他方法论所主导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人文地理》上。更有甚者，作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的段义孚的学术成果[17,18]在我们这里被有的学人看作是“散文”，而其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之作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文版[19]发表便颇费周折[20]。 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是关系一个学科发展的大问题，所以在一些学科（如历史学[21～25]、经济学[26～30]、社会学[31～33]等）中，方法论问题受到特别的关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③。相反，在作为“学科之母”的地理学中，方法论问题受到的关注较少[35～40]，在西方地理学中这种状况到80年代有了一定的改善，90年代出版了不少新的论著和教材[41～46]。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界，对地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有关的论著少[47～64]，从哲学层面探讨的成果更少[49,50,61]，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和引用，主要是一些对具体方法而非方法论的探讨。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围绕分形在地理学中的应用较多[65～73]：林涛1991年最早翻译介绍了M.F.Goodchild的论文“地理现象的分形性质”[65]，李后强和艾南山首先发表了有关分形在市场网络中的应用[66]，接着赵锐[67]、陈彦光和刘继生[68]较早发表相关成果，朱晓华等人[73]先后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其中陈彦光和刘继生的研究成果最多，也较为系统[53,68,69,71,72]。从少量的方法论成果来看，潘朝阳试图从哲学来源和地理学实践的角度，对观念论(idealism)地理学这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分支进行阐述[49]；蔡运龙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圣经”进行了全面评述[50]；白光润则解释了地理学所面临危机的哲学根源，很有启发性（如地理学应当坚持一元地理观，正视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的倾向）[51]；马润潮从历史发展角度对人文主义、后现代化主义、新区域地理学的方法论思潮的出现，给出一个极为简明而精准的论述[74]；陈才等对区域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52]；柴彦威等提出并探讨了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58,70]；周一星和陈彦光对困扰我国城市地理学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方法论思考[56]；李小建从理论创新方法和研究尺度视角，探讨了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问题[55,59]；胡天新和李平探讨了批判实在论的背景、哲学基础、理论脉络、方法论及其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问题[60]；陈彦光对“从计量地理到地理计算”的角度对地理数学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将地理学从经验科学提升到理论科学的方法[57]。约翰斯顿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79,2006)、《哲学与人文地理学》(1983)从理论和研究实践两方面对几大方法论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血肉丰满的阐述，前者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经典[75]和西方相关课程的必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