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晓峰,北京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现代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始于王庸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地理学史》,此后,侯仁之于60年代主编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于80年代编写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其间虽然还有其他相关书籍问世,但上述三部风格迥异的地理学史著作更具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到在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反思建构中,西方现代地理学观念的影响。重视自然地理,重视古代地理知识的科学性,是这些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倾向。而具有这种倾向的诠释,却偏离了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的某些主要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思“反向格义”问题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当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所自觉时,更应该意识到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套成熟的学术体系,乃是以王朝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和主要关照对象的。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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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王庸应商务印书馆的“盛意”邀请,编写了《中国地理学史》一书。这是现代学者首次撰写这个题目的著作。① 不过,王庸对在这个题目下写作颇感困惑,因为他认为,“而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第1页),但是,“这是题目的限制,没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第2页)按书的末一章是“近代地理学之进步”,而前三章都是关于地图与地志的。

      王庸是第一个撰写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也是第一个因此而感到困惑的。不过,在20多年以后,当其他学者也来研究这同一个题目时,王庸式的困惑却丝毫不见了。自1962年始,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著作。他们大都认为,中国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便出现了成熟的地理学。有的学者甚至说:“我国的地理学既是起源特早,而绵延不断,具有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光荣史。”② 这些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信心与王庸的困惑形成鲜明对照,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正由此而引发。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识别、界定、评述中国古代的地理学?

      刘笑敢先生近年提出“反向格义”的问题,意指自觉地以西方学术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③ 我颇有同感。本文即结合对几家地理学史著作的检读,加入这一问题的讨论。

      三部地理学史各立体系

      继王庸之后,自20世纪60年代始,又有侯仁之、王成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下文简称地学史组)等编撰的多种中国地理学史著作陆续面世。④ 这些编撰虽属同一题目,但各具特点。总的比较下来,王庸、侯仁之、地学史组所著的三部书之间,体例内容差别最大,因此各自的典型性也最强。比较三书的章目: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一章,原始地理图志及其流变;第二章,地图史;第三章,地志史;第四章,近代地理学之进步。

      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一章,原始公社和奴隶社会时期的地理学;第二章,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秦至唐);第三章,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宋、元);第四章,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明至鸦片战争)。

      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一章,概论;第二章,地形;第三章,气候;第四章,陆地水文地理;第五章,生物地理;第六章,土壤地理;第七章,海洋地理;第八章,测量与制图;第九章,方志的发展概况与地理价值;第十章,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

      三部地理学史的章目内容有如此重大的差异,说明各书的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理解与再现各有判断,各怀宗旨。

      王庸的书,名为《中国地理学史》,但实际上关于古代部分的研究,只有地图、地志两目。地图,属于地理学范畴,没有问题。而地志,王庸认为不能算作真正的地理学,他说:“严格地说,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所谓地志,在分量上虽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但论其内容,却多半是历史性质。即如所记山水、地域、物产、人口之类,亦不过地理事迹的记载,仿佛不定期的年鉴,不能认为真正的地学。”(第1页)王庸说了,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在他的内心,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有“真正的”地理学。

      国学功底深厚的王庸并非不了解那些人们熟知的古代地理典籍,如《山经》、《禹贡》、《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等,只是他认为,“严格地说”,它们不是真正的地理著作。所以王庸在自己的书中,对这些文献基本没有进行讨论,没有用它们去复原或建构一套古代“系统的地理学”。而正因为此,有评论者指出,书中“讲到地理知识与地理学说的发展的地方较少”。⑤

      王庸为什么没有肯定《禹贡》、《汉志》等古代地理文献的地位?我们从第四章中看到王庸对于地理学的界定:自然地理学不必多说,“所谓人文地理学,应建立于人地关系之观点上。而近今所谓人文地理学,多有仅言人文而与地理环境无关者,是皆承古来地志之旧习,实不足为真正之人文地理学也。”(第255页)王庸这是在批评当时的某些现代学者,但同时道出了对于古代“地志之旧习”的看法。充分、系统的人地关系论述,被王庸看作真正的人文地理学的标准、特征。这里,王庸虽然点名的只是“地志”,而没有直指《禹贡》、《汉志》等典籍,但从他所强调的标准来判断,王庸对这些古代地理典籍也会抱有类似看法。只要没有鲜明的、系统的人地关系叙述,便“不足为真正之人文地理学也”。

      王庸甚至没有用多少现代地理学术语去叙述古代地图和地志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今人研究古代问题时常用的方式,为的是把古代的含义讲的更容易令今天的人理解。在大多数古代地理学史研究中,学者们都是这样做的。但王庸没有。王庸并非不知道那些现代地理学的词汇,在书中关于近代地理学的第四章中,现代观念词汇是叙述的主要语言。王庸的做法是,用古代的词汇叙述古代,用现代的词汇叙述现代。古今两学,泾渭分明,这是王庸的立场。我们在阅读王庸书的古代部分时,看到大量古文古语,便很容易把王庸的写作看作很传统。其实,在表面上十分“传统”的叙述背后,原来有一个非常机械的现代立场,即不承认古代存在真正的地理学。这个看法王庸在书中曾多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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