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0-0585（2009）03-0726-12 1 引言 新增长理论认为动态外部性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干中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1,2]。Marshall-Arrow-Romer（MAR）外部性强调知识溢出发生在同一个产业内部，某个产业的地理集中与专业化能够促进产业增长。Porter认为产业地理集聚能够促使较强的知识溢出并引起增长，而本地竞争比垄断更能够促进创新和知识传播，因而竞争外部性有利于产业增长[3]。然而Jacobs认为，大多数重要的知识转移发生在跨产业之间，城市的产业多元化比专业化更有利于创新，面临多元化环境的产业将实现更快增长[4]。始于Glaeser等[5]，大量的实证研究试图验证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增长和创新的影响[6～15]。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迅速扩张，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占据了全球较大的市场份额。从2000年到2005年，年均GDP增长速度高达9.54％，其中，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0.89％（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中国2000年工业增加值为4万亿人民币，到了2005年达到7.7万亿人民币。目前有一些研究采用动态外部性理论探讨中国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例如，Mody等通过考察1985～1989年期间中国7个东部省区的23个制造业产业的增长，发现专业化不利于产业增长，而竞争促进增长[16]。Battisse利用1988～1994年期间29个省区30个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印证了Mody等的结果[10]。Gao利用1985～1993年间29个省区的32个两位数工业产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尽管动态外部性影响地区产业增长，但作用不是很显著[14]。薄文广利用1994～2003年间分省区的25个两位数产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多元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促进产业增长[17]。 现有研究发现专业化不利于产业增长似乎与理论以及现实不符。20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归因于沿海省份存在大量的产业专业化集中区[18]。尽管增长理论认为集聚经济可以发生在较大的空间尺度，但是动态外部性在小尺度更显著[15,19]。Pan等发现在中国城市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主要来源于大量相同产业内的企业在该城市集聚而带来的收益。采用省区作为研究动态外部性的空间单元可能不合适[20]。另一方面，动态外部性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伴随我国经济转轨的制度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程，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逐步渗透到经济中，同时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经济转轨显著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18]。Fan等发现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越高的产业或地区越容易形成产业集聚[21]；研究还发现中国各个地区增长和国有企业存量负相关，而与对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以及民营企业发展状况正相关[14,23～26]。经济决策权和财政权的下放对中国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特别是财政分权提供了物质激励，从而促进地区政府加快本地经济发展[27～29]。 理论上，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受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影响显著的产业可能更容易受动态外部性影响。动态外部性更可能发生市场化和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内；同时，相对省区而言，动态外部性在城市尺度可能更容易观测到。同时，本文认为动态外部性和产业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超过一定水平，动态外部性才会起作用。本文利用中国2000年和2005年城市两位数制造业数据来验证上述假设。 2 转型经济、动态外部性与产业增长 外部性可以分为动态外部性和静态外部性。静态外部性包括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本地化经济是指企业从同一产业内的企业集聚获得收益，而城市化经济是指企业从跨产业的企业集聚获得收益。动态外部性强调一定时期内知识和信息的积累对产业效率和就业增长的作用[6]。静态外部性解释产业集聚和城市的存在，但是本身无法引起经济的增长，动态外部性解释现有的地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5]。 Glaeser等将动态外部性分为三种类型，包括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5]。MAR外部性认为特定区域内的同一产业的集中会促进产业内企业间的知识溢出，企业地理邻近带来生产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并通过直接的知识互动和人员流动促进知识共享和溢出，因此产业专业化和地方垄断有利于产业增长。相反，Jacobs认为知识溢出更容易发生在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产业多元化能够促进知识的流动、溢出乃至创新，并最终促进产业增长[4]。根据Jacobs的理论，处于多元化产业环境的产业增长更快，具有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城市城市增长更快[30]。然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并不必然互相排斥[31]。和MAR理论一致，Porter认为产业地理集中有利于知识溢出，推动产业和城市增长[3]。但是，Porter和Jacobs都认为本地化竞争比垄断更有利于增长，因为竞争将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更快增长[3,4]。90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实证研究探讨动态外部性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研究集中在美国、欧洲国家，但是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证研究没能得到一致结论。在经济转轨国家中动态外部性对产业增长的作用可能更为复杂，还取决于市场化等一系列制度因素[8]。 目前已经有一些对中国区域产业增长的考察，主要采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分省区数据，发现动态外部性对区域产业增长存在一定的影响，产业集中和专业化不利于产业增长，多元化和竞争程度和产业增长有微弱的正相关[10,14,16,17]。这些研究仅简单验证建立在发达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理论假设。如Bivand指出，转型经济中新建的民营企业和重组后的国有企业更可能依赖市场力量，包括动态外部性[8]。在中国，经济转型为动态外部性这种市场力量创造了了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转轨可以概括为市场化、全球化与分权化过程[18]。中国的经济转型使得制度和市场的力量介入到产业重构之中，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和区域容易形成产业集聚，从中获得动态外部性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