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减缓以
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每个国家都有不可回避的责任。目前,有关的国际协定主要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成效,忽略了国际商品贸易流背后深刻的环境影响和环境内涵。商品贸易全球化引起的产品生产区位、污染物排放区位与产品消费区位的空间分离,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碳排放责任。学术界围绕商品贸易全球化与环境负荷转移(Environment Load Displacement)已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Wyckoff等分析了6个OECD国家1984-1986年进口商品的内涵碳排放(Embodied Carbon),指出如果国内消费的大量商品是从国外进口的话,那么许多国家国内卓有成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将是毫无成效的[2]。Schaeffer等研究了巴西1970-1992年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碳排放,指出发达国家通过离岸制造业和产品进口来满足本国消费需求,从而把
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碳泄漏”(Carbon Leakage)[3-5]。Ahmad指出由于发达国家通常拥有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碳排放密集产品(Carbon Intensive Production)的作法不利于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6]。Munksgaard等人主张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对
排放承担责任[7]。 中国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
排放国,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已经广泛而深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通过出口贸易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消费产品,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容忽视。从国际贸易视角理清中国巨额贸易顺差隐含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8]。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
排放总量的34%源于为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9]。英国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2004年进出口贸易使中国产生的
净排放占全国的23%[10]。Bin等对中美贸易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为生产满足美国消费的产品而产生的
排放量由1997年的2.13亿t增加到2003年的4.97亿t,占中国
排放量的比重从7%增加到14%[11]。由于资料详细程度、研究时段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已有研究在精确度方面不尽相同。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以期对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顺差产生的CO[,2]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进行细化分析。研究时段定位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2000-2006年,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41亿美元快速攀升至1775亿美元。 2 数据与方法 2.1 进出口商品的行业分类与归并 本文使用的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0-2005)、《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6、2007)[12、13]。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分类是按照产品的特点将货物分为98章,共22大类。这种分类与《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14]对产品部门的分类不完全相同。因此,研究中首先将海关分类与其它统计口径的分类进行归并,建立一个相对可比较的分类系统,最后归并为17类产品部门。不能明确归属的产品在相关的指标计算时按制造业均值处理,详见附表1。
2.2 中国出口商品内涵的
排放量 分析中国外贸出口商品所产生的
排放量需要首先明确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总量,它受生产条件、技术水平、能源种类和能源效率的综合影响。生产产品的能源消耗不仅包括产品生产中的直接能源消耗,还包括使用的中间投入品所产生的间接能源消耗。目前学术界采用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这一概念表示产品生产的直接与间接能源消耗总量,本文亦借鉴这一表述,同时用内涵能源消耗强度表示产品单位产值的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量。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W.Leontief)提出的投入产出法(Input- Output Analysis)较详尽地描述了经济系统运行中各部门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产品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来源和产品使用去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被地理学家广泛地应用于区域产业联系以及资源利用研究中[15]。本文借鉴Wiedmann等人的思路,应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国际商品贸易流产生的环境负荷转移[16,17]。 根据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原理,由于各部门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除了与相关产业有直接联系产生的直接消耗外,还存在着由中间投入品引起的间接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