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9）01—0026—09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文地理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受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中国的地理学完全受前苏联的影响，人文地理学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经历了近30年（1949-1979年）的停滞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才得以恢复，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个过程可进一步分成1980年代、1990年代以来两个不同的阶段。两个不同阶段的人文地理学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及其发展成就，当代的中国人文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学术园地，必将在21世纪展现出更为辉煌的未来。 一、1980年代——复兴阶段 1978年以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术思想大为活跃，与国外地理界交流开始增多。国外人文地理学发展迅速并成为各国地理科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研究成果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要求开展多方面的人文地理研究。这就促使中国地理界重新评价人文地理学的地位和作用。 1979年12月28日-1980年1月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文地理学复兴的里程碑。李旭旦、吴传钧等先生提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口号，得到了许多地理学家的积极响应。李旭旦在题为《人地关系的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的论文中指出：目前在中国复兴区域地理的同时，更应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绝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人文地理学流派，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1]吴传钧作了题为《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学术报告，不仅对地理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历史作了回顾，对地理学最基本的概念如“分布”、“地理环境”、“人地关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而且提出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2] 李旭旦（1911-1985）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3]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引进西方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总结起来，他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认识主要有：一是主张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二是强调人地关系的协调思想，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人地关系。人类居于主动的地位，地理环境是被认识、利用、改造和保护的对象，但地理环境又经常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三是强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在注重学习和引进西方人文地理学时，切忌照搬照抄，要注意分析批判。要使人文地理学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手段和方法来发展人文地理学。以分析解决各种现实的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涉及国土整治、环境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科具有生命力。 1980年代初，在李旭旦、吴传钧、鲍觉民、张文奎等老一辈地理学家的大力推动下，先后举办了多次人文地理学术讨论会，在中国地理学会中正式成立了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一是出版介绍了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的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人文地理学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人文地理学论丛》（李旭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人文地理概论》（李旭旦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等，以及《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打印稿）、《地理学思想史》（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等翻译著作，对普及我国人文地理学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一系列高等院校人文地理学教材的出版，如《人文地理学导论》（金其铭、董新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人文地理学概论》（张文奎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各主要大学地理系（主要是师范院校）相继开设了人文地理学课程。 三是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纷纷发展壮大。发展较快的分支如人口地理学、[3]城市地理学、[4－6]旅游地理学、[7－9]历史地理学等先后出版了一批专著，而其他分支学科大多处于介绍引进阶段，如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等。 四是人文地理学在实际应用中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比较突出的是结合国家1980年代提出的国土开发整治工作，全国地理工作者投入到国土资源调查和规划工作中，在国土资源、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规划中作出了贡献；城市地理工作者参与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工作，创立了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丰富了我国城市规划的思想、内容和方法；旅游地理工作者开展了大量的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及规划工作。此外，1987年中国科学院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委托，在周立三院士主持下，承担了国情分析研究的任务。1989年发表了《生存与发展》报告，首次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国情和基本矛盾进行系统分析，触及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从1980年初广州会议开始，至1990年国际地理联合会亚太区域会议（北京）的召开，十年时间，中国人文地理学取得了全面的复兴，迅速发展成为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美锷先生在总结1980年代中国地理科学进展时指出，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各部门发展迅速，纠正了长期以来我国地理科学偏重自然地理学（包括各分支）的倾向，“这是最近十年我国地理学最重要的进步”。[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