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08-01-10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08)05-0001-06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建国近六十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事，目前中国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区。特别是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已提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程，这就要求学术界紧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研究在新时期条件下我国农区的新矛盾、新问题。中国农区发展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从各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农区发展。本文参阅了发表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Economic geography”、“Professional Geographer”、“Regional Science”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及相关专著，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农区发展的研究，从地理学角度进行总结，以期对国内的农区地理学研究起到借鉴。 1 外出务工 国外学者非常关注中国农区发展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他们主要从外出务工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农区劳动力向城市的移民，在1980s中期的中国曾创造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流动。这一现象在中国称为“民工潮”，国际学者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称为是一种特殊方式的“移民”[1-5]。 Goldstein等(1985)分析了中国农区移民的历史和制度背景。认为农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而土地稀少，耕作业只能为一半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市场；同时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可以获得高收入，耕地抛荒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的现象，尤其在中国南方某些地区更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的取消，最终导致大批农民开始出现在大城市寻找工作[6]。 Massey(1990)就这种移民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7]。认为农民的移民决策是个人、家庭、村庄三方面特征的函数。年龄对于移民决策起消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降低。女性劳力较少外出打工。婚姻状况极大地影响移民决策，已婚人口不倾向外出打工。总体上，外出打工人员趋向于年轻、男性、未婚。而Yang(1996)通过分析则认为农民外出打工是一种暂时性选择。移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很小，每增加1％的移民收入，只能增加农村消费的0.005％。农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巨大，农村收入每增加1％，就可造成农村消费0.4％的增长。说明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移民带来的收入只是临时性的，不能长期依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民移民决策是暂时的。外出务工收入远高于在本地务农或在本在参加非农工作所带来的收入，但更多的农民选择了留在本地工作，主要是因为：①外在成本(explicit costs)。交通、城市租房、政府收费等方面的费用；②固有的心理成本(implicit psychic costs)。人身安全、与家庭分离、城市人的蔑视等[8]。 这些研究表明，在中国农区由于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出现的农村地区耕地抛荒、农民增收等问题得到了国际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但由于中国农区复杂的区域特征及不同区域的农民进城务农动机差异较大，使得上述研究通常只在某一方面或只反映了中国某一特定农区的“移民”现象，未能从根本上分析中国农区人口迁移的驱动力。 2 乡镇企业发展 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吸纳农区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但国外学者对乡镇企业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与农业发展的冲突上，认为是“成功与紧张并存”。 乡镇企业作为1978年左右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受到国外学者的普遍关注[9-11]。一些学者分析了乡镇企业在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总结出了三个区域模式：江苏模式(一工一农并存)、温州模式(家庭外出务工)、东北模式(国企转制)。 除了乡镇企业的伟大成就，国外学者更为关注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生产的矛盾，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作物生产问题共存。许多外国学者注意到1980s中期以来中国的农作物生产经历了相对停滞不前的时期，认为中国农业生产与乡镇企业发展存在着不断增长的紧张关系，论述了乡镇企业发展对于农业生产的消极作用[12，13]。其中Kirkby对现有的农业结构(包括现有价格结构)是否与稳定的农业生产总量、特别是充足的基本食物供给相匹配提出了质疑[12]。 (2)乡镇企业影响农村资金和财政资源。乡镇企业与农业生产争夺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1978-1991年，农业信贷从48.3％急剧下降到9.4％，而乡镇企业贷款则从27％上升到50％。1990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农业总投资的70％。1980年以来，灌溉、水库、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一直止步不前，即使是对现存基础设施的维护力度也一再大幅降低，这种忽视已导致了频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水、减产和损害耕地。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10]。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相比较，中国大部分农区农业的发展都处在一个明显的下坡阶段[14]。 (3)乡镇企业改变了农村工业的内涵。Kirkby对比分析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情况，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人民公社时代所建立的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已脱离了满足农业生产之需的功能。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业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提供稳定的支持，包括农耕工具、化肥、机械维修、种子及其它农业原料。而在1979年以后乡镇企业与当地农业生产之间的联系稳步下降，农机具等的生产、加工急剧减少。到1990s早期，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就已与城市工业很难区分，大部分乡镇企业从事家电、纺织、服装、建材、工业矿业的生产，其投资渠道、原料供应、市场等都是区域性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健力宝、熊猫、美的等都已成为知名品牌[12]。而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生产与加工仍是立足于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社区提供产品和服务[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