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地带性差异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四保,教授,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东北研究院。(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
经济地理

内容提要:

地理学一贯重视的地带性差异同样可以用于讨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即在改革之初绕开了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大力推进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在非国有经济成分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获得了承受改革成本的能力之后才开始在1990年代的中期以后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空间上的过程则是首先在“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东部沿海地带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那里的经济迅速发展之后推动其他地带。这个模式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一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提供了大量的新增就业和政府税收,二是体制外增量弥补了体制内的减量,即国有经济释放出来的大量失业。但是沿海地带成功的模式在其他地带的实践却并不顺利,沿海地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压抑着其他地带的改革和发展。文章分析了沿海地带对资源和就业岗位的垄断,提出其他地带不能一成不变地按沿海地带的模式进行改革,其他地带改革的内容和重点应该有所不同。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9 年 02 期

字号:

      修回时间:2008-07-28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08)-04-0603-04

      地带性差异不仅规定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格局,而且也是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必须重视的地理规律。地理学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地带性差异分析已经得心应手,但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地带性规律尚未涉足。

      1 我国“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依据东部沿海地带

      1.1 我国经济体制的“增量改革”

      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是“增量改革”,又叫“体制外增量”模式。这里,“体制内”的涵义是指城市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以及“大、小集体经济”,“体制外”包含了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城市经济领域的私营(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等。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所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和区域政策都是在大力鼓励“体制外”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如物价体制改革、开放要素市场、计划体制改革(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变)、发展“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及各类开发开放区等。而对城市国有经济(包括城市“大集体”)则按兵不动,原因是体制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4];长期以来只是“采取办法维持”[2]。1990年代中期以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和财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才开始真正触及“体制内”的国有经济。

      我国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体制外”经济已经在我国经济总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贡献不可小视(表1)。

      1.2 “增量改革”的地理路径:依据东部沿海地带及条件解释

      我国增量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是存在着一个“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改革的地理路径就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优惠政策都集中投放在东部沿海经济地带。改革的地理路径就是,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所有优惠政策都集中投放在东部沿海地带地带,无论是五个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沿海开放城市”,还是开放土地、资本和人才等要素市场,还是吸引外资、优化政府服务、下放管理权限等都首先在东部沿海实施,经历10年的时间以后,也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向全国普遍推广。

      

      “体制外经济”的统计口径是城市经济领域里的“其他责任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农村经济领域里的乡镇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

      资料来源: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中国政府网;2005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之所以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体制内负担”是因为: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开始时只考虑到要面对各种复杂关系而忽略了它将带来的空前的失业冲击,包括下岗、待业、失业、难以实现再就业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等;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几乎没有社会保障条件下开始的,而且短暂的计划经济历史也使我国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良好的社会保障基础;③没有社会保障的改革非常可能导致失业和贫困,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矛盾。

      之所以强调“体制外条件”是因为:①体制外条件好意味着提供相对多的经济发展“增量”;②这些增量可以增加居民就业、保持并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活跃地区市场、为政府提供税收进而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③如果没有体制外增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社会保障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的不足,产生贫困和社会矛盾就难以避免。

      我国沿海地带正是这样一个“体制内负担小、体制外条件好”的地带。东部地带的水热土条件使那里不仅诞生了我国最早的文明,而且一直是我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世界近代史上的工业文明由于是在海洋上进行传播,所以东部地带沿海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那里必然是我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地带。新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位置使它不会给东部沿海地带(上海除外)安排重大的工业项目,但是东部地带的工业化水平依然好于所谓“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料显示,1960年时广东、山东、江苏的工业规模就超过吉林,浙江则与之相差无几。到1980年时江苏的工业产值已经是黑龙江的2倍,山东也超过了它,广东和浙江已经与之相差不多。到了1985年,江苏的工业规模已经是辽宁的145%,山东为其95%、浙江和广东则达到了其70%以上。

      可以说,尽管国家可以在若干时间里对内地部分地区重点部署一些重工业项目,但是由于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与它工业化的进程一样短暂,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建设还来不及改变工业化水平的地带差距,所以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带,我国内地其他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是一个“体制内负担大、体制外条件差”的地带,尤其是“体制内存量”至今仍大大超过沿海地带(表2、表3)。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