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的二元结构

      修订日期：2008-06-16

      中图分类号：K90，K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690(2008)05-0587-07

      1 二元化的中国地理学

      中国地理学界近年一直呼吁“加强地理学的源头创新，扩大中国地理学的国际影响”[1～9]，这说明中国地理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由量到质的转型阶段。中国现有200多个省级以上地理教研单位[10]，1500多位教授和副教授(研究员和副研究员)[7]，中小学教研人员约20万人[11]。另外加上研究生的话，中国地理学研究人员的数量在世界上是可以称冠了。我们以教授、副教授每人每年各发表2篇学术论文计，中国地理学每年生产的论文数就有3千多篇，而这仅仅是保守估计。在研究经费上，中国有国家基金，各大部委、省市基金，各种专项基金，还有地方委托研究等多种资助方式，虽然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资助额有限，但就其总额和单项研究资助水平而言，并不逊于发达国家[12]。在会议方面，1984年中国地理学会恢复在国际地理联合会的席位以来，参加各种国际地理学会议的中国学者人数增长就从未停止，在国内举办地理学国际会议的数量也呈逐年增长之势。在2007年地理学会公布的计划里，就有11次国际会议在中国举办[13]。这说明，中国地理学科“量”的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接下来主要是提高“质”的问题。

      如何提升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质”？显然，单靠教授、副教授每年发表文章的数量或研究人员的数量堆积不行。一门学科的影响力，首先体现在拥有同学科中世界瞩目的学术杂志、有国际影响的学会和相关团体，有世界知名的学者，能够举办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会议。从根本上讲，则要有自己的研究范式、思维方法与理论体系。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地理学还需努力。东京大学图书馆从2005年起撤掉了期刊架上的《地理学报》(英文版)，日本地理学会总结“20世纪的地理学家”，中国学者也仅有两位上榜：竺可桢和顾颉刚。竺被称为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而顾则因创建了禹贡学派而榜上有名[14]。总的来说，在近现代地理学思想史上，“Made in China”的思想还是很少。在国外乃至国内出版的地理学教科书中，中国学者的思想、观点被广泛引用的寥寥可陈。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以当下中国地理研究人员之多，研究素材之丰富，中国地理学作蛹化蝶只是时间的问题。但对这样乐观的态度，笔者还是不敢苟同，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地理学二元结构的忧虑。按笔者的理解，当代中国地理学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追随西方的“外生地理学”和扎根本土的“内生地理学”。前者以西方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其研究符合西方“地理科学”的规范与潮流，其成果主要通过主流科学杂志传播；而后者依托于对本土的实践，大部分缺乏“理论”支撑但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其成果主要通过各类方志、规划、报告以及一些“非规范”的学术论文体现。“外生地理学”主要关注“国际化”，从学习德、法、学习前苏联到学习英、美，但它的缺点是常常“在天上飞来飞去”，却缺乏对自身历史积淀成果的继承。而“内生地理学”则正好相反，更多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本土社会，但往往缺乏国际视野下的知识升华和理论创新。这种状况在当今地理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上也有折射，即中年以上的地理学者以“内生派”居多，而年轻地理学者以“外生派”为主。这样的结果是，在研究上原有的师徒相承的范例可能很难持续。比照日本地理学的科研体制(如图1所示)，教授主要指导年轻学者从事实证研究，而教授本人则主要进行理论总结、把握研究方向并通过教学把取得的成果传授给下一代，代代相传[15]。但是，很难想象这一模式能在中国推行，因为在中国师傅向东而徒弟向西。教授难以将年轻学者的实证成果理论化，而年轻学者也大多“自悟”修行，没有或者不愿接受教授的更多指导。这一点可以从这几年大学本土教材内容(理论成果)更新缓慢的现象得到验证，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地理学主要期刊论文的引文情况得到佐证。例如把《地理学报》的文章拿出来读一下的话就会发现，2006年的中国地理学者宁愿去追溯英美1960年代的文献，却很少引述自己的前辈1980年代所做的工作。这不仅仅是水平高低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中国的“外生地理学”不断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同时也在不断与“内生地理学”拉开距离。而这种二元结构的深化，无疑是阻碍中国地理学发展质量提升的根本问题。

      

      图1 日本地理学者的专业分工

      Fig.1 Divi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Japanese geographers

      2 外生地理学

      西方地理学作为当代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引入中国，其学科史、思想史的起点是在西方，中国主要是被传播者[16]。关于中国的近现代地理学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实际上西方学者并不关心，但中国学者的讨论也不充分。北大、南大、中大等院校的地理系或许都熟知自己“悠久”的历史，但将其联系起来从学科史的角度进行详细整理的成果还没有看到。而且，另一特点是，和其它“赛先生”一样，西方地理学引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西方地理学所指向的“教养”(culture，education)或是“发现”(discovery)，而是为了“通过学习相关的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赶超西方”。这使中国的外生地理学从一开始就与西方地理学性质截然不同——中国外生地理学选择性学习西方，带有功利性和殖民性格。

      2.1 舶来理论

      中国外生地理学的发展是从学习西方的理论开始。最初的地理学启蒙大都来自一些传教士、国外地理学者以及留学归国人员[9]，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地理思想、方法和技术带入中国，通过翻译著作、在研究中引用西方的文献以及教授学生等手段来介绍和传播这些理论，并且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他们的研究，继而用其来说明中国的现象是否合乎“规范”。如果中国的现象无法用西方的既有理论进行解释，那么就将其认为是“非规范”的特殊现象加以对待。这里的“规范”是西方世界的规范。这样的研究符合西方的研究范式，可以为既有的理论假设提供佐证，也可以满足西方学者的好奇心。但是，验证这些规范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工作，很难使中国地理学产生自己的理论和思想。至今中国学者仍在研究韦伯、杜能、廖什的区位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将其作为理论“规范”，以为是在和世界接轨、迎合世界地理学发展的“潮流”，但其实这已经成了让中国地理学落伍和孤立的原因。西方世界早已不再是原来的世界，理论在不断发展，而我们只是在试图捡起别人已经厌倦丢掉的东西。当然，引进“最新的”理论也是可能的，但道理一样。

      2.2 虚证主义

      外生地理学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实证主义”。1980年代以后全球地理学界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态势，包括方法论上出现了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研究视角上出现了生态分析、空间分析、地方研究等多种思潮，但中国地理学界一直以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生态分析视角占绝对主导。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地理学主要刊物的刊载论文中得到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