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过去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些深层次的潜在问题不断涌现。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和不断亏损。曾经在计划经济下占据“控制高地”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却逐渐深陷经济转型的泥潭。国有企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78%持续下降到2003年的17%[1]。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中，国有企业亏损的比重从9.6%增加到33.8%，亏损额增长了近20倍[2]。1995年国有企业的亏损总额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其创造的利润总额，使其从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转变成国家财政支出的主要负担。 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不断亏损导致企业下岗职工人数急剧增加。1997-2000年，就有2870多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占1997年国企全部职工的40%[3]。部分下岗职工的上街游行和示威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因素[4]。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全部债务中有将近2/3来自于国有银行的政策贷款[5]。由于国企效益低下，这些贷款大部分将成为银行的呆坏帐，使得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按国际会计标准衡量将导致破产的高风险值[6]。鉴于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经指出：“搞好国有企业，既是关系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7]。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经过产权制度改革、“抓大放小”的战略性调整以及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改革措施，国有企业逐渐走出困境，从传统的全民制企业转变为现代管理制度下的国有控股公司。特别是在航空、石化、汽车、钢铁、煤炭等部门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国家队”[8]。尽管自2000年后国企改革逐渐淡出中央关注的重点，但是有关国有企业增长动力机制的学术争论却并没有消失。许多学者都试图寻找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但是已有的理论观点和解释框架大都来自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除了少数分析国有企业网络结构及其对区域经济影响的文献外[9,10]，很少有地理学家对国有企业这一重要经济组织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从地理学的角度探寻影响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动力机制的研究就更为少见了。本文借鉴西方地理学最近兴起的“新区域主义”和企业与区域联系的关系型框架，通过分析和解释国有企业在不同区域的经济效率差异，指出国有企业生产体系的区域组织结构是影响其效益的重要因素。 2 理论背景 2.1 国有企业的现有解释框架 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中英文文献数不胜数，但是仔细甄别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纳为“市场化进程”、“软约束”、“产权制度”、“企业管治”四种影响广泛的理论派别。以Barry Naughton为代表的“市场化进程”学派认为国有企业的亏损是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的中间产物[11,12]。它认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进入门槛不断降低导致非国有部门的迅速进入和扩张，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侵蚀掉国有企业以前所享有的垄断利润。这一观点得到了Perkins[13]实证分析的支持。后者发现产出和投资受计划控制较少的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受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软约束”概念的影响[14]，不少学者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导致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政府缺乏对国企决策行为的有效约束，结果激发国有企业轻率的不计成本的经营行为，导致效益低下[15,16]。林毅夫等人进一步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它们承担了战略性和社会性的政策性负担[17]。与前两种解释不同，“产权制度”和“企业管治”两大派别更为关注企业内部的制度关系。“产权制度”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源在于其模糊不清的公有产权制度安排不能像私有产权那样给国有企业经理和工人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18,19]。而“企业管治”框架指出国有企业低效是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委托人的政府机构和作为国有企业代理人的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融所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非法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等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20,21]。 总的说来，这四种理论观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动力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分析角度和框架。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这些理论观点的影响。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面向市场的体制和企业微观运行机制的转变是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但是，囿于研究角度的限制，现有的理论框架很少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内部异质性和区域差异，因而也很少考虑区域环境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引入新的区域视角，对现有理论框架形成有益的补充。而西方经济地理学中最近兴起的新区域主义恰好就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工具。 2.2 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 近年来西方经济地理学家重新燃起了研究区域力量如何塑造当代经济活动以及影响企业和产业转变的兴趣[22-24]。与传统的区位论把区域理解成地方的基础设施、劳动力技能、工资水平等区位因子的容器不同，西方主流学界的“新经济地理学”转而强调区域作为企业活动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基础的重要性[26,27]。“新区域主义”并没有形成一整套逻辑贯通的理论范式，而是存在众多的分析框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灵活专业化理论”、“学习型区域理论”和“网络根植性理论”。“灵活专业化理论”[28,29]认为区域是企业生产联系的地域综合体。它能够降低企业与其前后向交易伙伴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带来相应的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学习型区域理论”[30,31]则强调区域是企业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制度氛围，它能够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促进企业间的知识和信息交流，方便企业的群体学习过程，提高它们的创新表现。“网络根植性理论”把区域看成是由企业、地方政府和其它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而形成的管治环境[32]。它能够影响企业在地方的嵌入程度和嵌入方式，进而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