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代表会体制（Betriebsrat）是德国劳资关系演进历程中的重大成果。1920年，在十一月革命的推动下，魏玛政府通过了《企业代表会法》，首次允许职工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企业代表会，由它代表职工利益参与企业的人事、经济与福利事务管理。这一体制虽然没有改变劳资矛盾的本质特征，但旨在消除工业化以来资本家的家长制思想，因而被誉为德国“经济民主”的起源。可惜的是，纳粹上台后，以信任者代表会取代了企业代表会，再次恢复了企业内部资本家的专制格局①。不过，企业代表会体制已经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重要历史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企业代表会体制正是德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一幕。本文② 以时间为序，逐层探析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的重建进程，尝试回答下列问题：企业代表会体制的重建动力来自何方？它所受到的阻力有哪些？最终又如何达到重建目标？重建的企业代表会体制对联邦德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③？ 一、企业代表会的复兴运动，1945年3月—1946年4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在德国的各大企业中都出现了由职工自发组建的代表团体。它们名称不一，但多由当地的原工会执委或原企业代表会委员负责。企业代表会体制的重建运动进入第一阶段，即复兴时期。 由于部分资本家逃离企业，因此企业代表会承担了恢复生产、清除纳粹分子、发放救济等任务，有些甚至还参与了同盟军的赔偿谈判、打击黑市、管理市政等工作④。不过此时，人们还没有把重建企业代表会与建立社会新秩序联系起来。事后的大量访谈表明，经济与生存问题是自发行动的首要动力⑤。 初到德国的盟军也急需得到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对这些自发行动表示支持。早在1945年3月，苏联红军指挥部就表示支持东部解放区的企业代表会重建工作，并要求德国共产党员积极参加⑥。法国占领军在1945年5月2日也允许斯图加特的工人们成立企业代表会⑦。 然后不久后，情况却急转直下。盟军转而采取规制甚至禁止的政策。1945年5月18日，英军在多特蒙德禁止任何反法西斯小组（其中包括企业代表会）活动。几天后，英军自行组建一个企业代表会，由其任命主席⑧。6月10日，苏军在柏林任命一个8人组成的总工会，由其控制所有的工人组织⑨。7月31日，苏占区干脆宣布解散企业代表会⑩。 促使盟军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安全顾虑。美占区怀疑企业代表会的动机，要求“确保工人组织不会借用幌子为纳粹或军事行动服务，或准备采取敌视占领军的意图与行动”(11)。苏占区也以保障安全为由，拒绝了工会代表提出的出台《企业代表会法》的要求(12)。其次，战后世界格局的转变使占领当局对工人组织的政治倾向表示担忧。如在汉诺威，英占区就借口维护社会秩序取缔共产党领导企业代表会，以夺取经济领导权(13)。美占区克莱将军（Clay）也时刻严密关注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动向(14)。同样，苏占区对自发的工人组织是否能顺利完成经济制度转型表示怀疑(15)。最后，希望保障生产，尽快得到赔偿。在一些地区，企业代表会随意夺权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以致无法完成盟军的订单要求(16)。 但是在德国人中，企业代表会的复兴运动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应，企业代表会体制的重建逐渐增添了政治使命，亦即促进战后德国社会的民主转型。早在1945年前，一批流亡海外的工会政治家便已思考如何通过企业代表会“从下而上”地重建工会(17)。6月，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先后在柏林发出呼吁，要求以企业代表会重建为契机，改革经济制度，实现“经济民主”(18)。资方代表、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朗茨·布吕歇（Franz Blücher）也公开表示，愿意满足“劳工们的合法要求”(19)。 与此同时，美英工会相继对占领军施加影响。美国工联访问美占区后，督促军方尽快重建德国工会，以掌控工人运动的方向，为防共做好准备(20)。英国矿工工会代表团访问杜塞尔多夫后，也表示对企业代表会的支持(21)。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代表会的复兴运动才起死回生。1945年8月，美占区发布《关于工人代表选举的公告》，宣布企业内部的工人代表选举将持续3个月，作为“重建自由与民主工会的第一步”(22)。同月，苏占区的总工会引人注目地发表了一项声明，提醒德国人“不要坐等政府来解决所有的经济重建问题”，换言之，它也默许企业代表会可先行摸索社会改革之路(23)。 1945年10月10日，在德国人的筹划下，苏占区的图林根州通过了战后第一部《企业代表会法》。同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相比，这部法规出现了三点变化：（1）范围扩大，在所有拥有3名职工以上的企业中选举产生企业代表会；（2）增加使命，企业代表会还应推动非纳粹化运动的开展；（3）保持同工会组织的紧密联系(24)。这部法规充分反映了这一阶段德国人对于企业代表会体制的理解与期望。不过由于苏联占领当局的干涉，该法最终胎死腹中。 第一阶段是企业代表会从自发到被规制的复兴过程。其特点在于：第一，德国人对企业代表会体制的记忆与留念构成了主要的复兴动力，但是他们的目标设定却有所变化，从最初的应对企业与市政管理危机到追求“经济民主”、推动社会转型。第二，占领当局扮演了推手和阻力的矛盾角色。它们的默许促进了复兴运动的迅速高涨，它们的担忧阻止了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最终它们又在形势变化的压力下肯定了企业代表会重建运动与德国社会转型之间的正向关联。这种反复说明占领当局既想控制德国社会，又希望推进民主改造的复杂心理。不过，图林根州的《企业代表会法》的失败表明，占领当局的矛盾心态仍然没有消失。第三，东西占区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完全反映在企业代表会的复兴运动中。双方都希望规制企业代表会，使之成为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工具，但对于推动的方式与目标却还有待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