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时期(1485-1603)是英国历史的重要时期。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中强化的君主统治,是英国民族国家巩固的重要步骤;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战胜西班牙奠定此后三百年英国强盛的基础。在思想领域,文艺复兴带来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古典的美德理想得到了复兴;宗教改革教权与王权的争论在法理领域引起了主权与反抗权的热烈讨论,为斯图亚特王朝霍布斯对政治理论的综合与英国革命时期共和主义的勃兴准备了条件。美德研究、主权性质的研究以及宗教视野内反抗的权利,是这个时期英国重要的政治话语。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16世纪思想仍然是和平讨论的世纪(虽然莫尔等坚定的天主教世界秩序的拥护者付出了生命代价),这些争论预示着17世纪的激烈的、导致或至少伴随革命的思想冲突。
人文主义美德伦理
15世纪晚期,英国学术与教育仍然处于中世纪。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开始的对拉丁文文法、公共演说、书信写作技巧的重视影响到英国①。早在1436年,意大利书信写作技巧讲师弗鲁洛维西到英国,除了已经被意大利学者热烈讨论的古典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李维的著作外,他还带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如彼特拉克、布鲁尼、焦布等人的著作以及手稿。15世纪70—90年代,一批意大利学者到牛津与剑桥执教,如苏里哥尼在牛津大学讲授文法与修辞,维泰利1470年代在牛津讲授希腊文。不久,英国大学出现了留学潮,这些学者有柯罗西恩、拉蒂默、科利特。柯罗西恩1491年成为牛津大学首任希腊文讲师。拉蒂默回国后被任命牛津文科导师,科利特1498—1499年在牛津做保罗书信的讲座②。印刷术的产生使得古典著作的拉丁译本开始流行。
人文主义在英国的传播首先从宫廷开始。人文主义者把歌颂国王的诗歌、书信、散文的写作带到英国宫廷。“宫廷人文主义主要是讲修辞的,只限于歌功颂德、正式演说以及写词藻华丽的书信。”③ 大学里的人文研究一开始也注重修辞术,以至于15世纪末修辞术成为牛津、剑桥等名校的最重要课程。在教会,许多主教这时候也成为古典学专家,如坎特伯雷基督教修道院副院长塞林、约克主教内维尔、达勒姆主教舍伍德,都是古典学者。在1500年左右,古典著作评注开始涌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多格特就写过柏拉图《斐多篇》的注释。利科特在圣保罗学院,费舍尔在剑桥,福克斯在牛津建立圣体学院,他们把古典学研究与基督教神学研究结合起来。费舍尔建立了剑桥的基督学院(1505)和圣约翰学院,把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作为三种选修语言,他还设立了神学讲座。
人文主义者往来于大学与宫廷之间,往往既是学者,又是廷臣,以谋士自居。学以致用,关心世俗生活,试图在公共生活中施展抱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④。如托马斯·沃尔西是亨利八世首相,埃利奥特1524年被任命为王室高级秘书,莫尔1523年为下院议长,1529年为大法官兼长院院长(在他以后由克伦威尔继任),托马斯·史密斯是女王的驻法大使,阿夏姆是伊丽莎白的老师。近代政治思想的第一批著作,是他们为其主人出谋划策的成果。书信、手册、君主宝鉴,这些成为当时的重要文体,是学者们在他们严格的学院式教学与著述之外展示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和训练说服技巧、展示文采的载体。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君王宝鉴”传统的继承⑤。阿夏姆写过《教师》手册,讨论统治者的教育理想与行为规范,论述良好政府的原则。托马斯·埃利奥特的《统治者必读》(1531,这本书在50年内印行了7次)继承古典的思想传统,强调统治者需要具备公正、勤勉、节制与智慧四大美德,而在治理国家中智慧比权力更加有效;君主实践美德可以获得荣誉、爱戴和利益,认为荣誉和后代的怀念是对统治者的最后的回报。托马斯·斯塔基在《对话集》(1535)中证明,文明的生活是生活在良好秩序中的生活,人人应该准备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在增进美德方面通力合作⑥。伊斯拉谟虽然不属于英国思想史,但可以体现欧洲当时的一般的思想倾向。他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据称是对所有基督教君主的“忠告”,而其重要忠告之一,便是在公共事务和生活的各方面提防“小人”,启用优秀大臣。比德在《君主的教育》中认为,统治者应该认识到只有体面的事情才能带来荣誉;而在良序的君主国中,“人民受益,善行受到尊重,邪恶将消失”⑦。古典研究导致美德伦理学的复兴。
人文主义的美德伦理学是在对社会的道德评论中体现出来的。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对道德风气的重视,对古典作家所研究的那些“主德”(cardinal virtues)的再阐述以及对当时社会腐败状况的抨击,成了这些沉浸于基督教与古典经典的学院派研究学者热衷的话题。古典作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对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的本质的理解,成了思考的出发点。人是社会的动物;在城邦中人才能获得幸福,实现潜力;政治生活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美德是个公共概念,是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特征;这些假定几乎成为所有派别的学者的思想前提。不再从与来世、永生、得救的关联中讨论现世生活,虽然从最一般的或最广阔的视野上,这种关联是存在的;而是把现世的、经验的生活视为自足、自立的生活。幸福、成就与追求美德是一致的。政治成就的关键在于增进美德,这有赖于全体人员实践美德;所提倡的与其说是改革制度,不如说是改变人的精神或道德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