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亦可直译为“坚持真理”)，亦即坚信真理的力量或爱的力量，是甘地思想的支柱之一，产生已经整整一百年了。甘地的世界观关键在于“非暴力”和“真理”。这两大要素是人类文明内在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非暴力进程在人类迄今为止的悠长历史中并不多见，可是非暴力信条却描绘了文明进程的新图景，而且非暴力在为家庭、个人认同、各种模式的集体生存构建价值观念方面，在为不同阶级及其社会范畴——诸如种族、种姓、部落、社群、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价值观念方面，乃至在为像沃勒斯坦学说中所列举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构建价值观念方面，作用几乎无所不在。不应当只从字面意义将“非暴力”理解为一种弃绝物质暴力的信条或态度。同样，“追求真理之旅”是一种有力的实验性的操练，亦即一种不断进行探索和实验的操练，以期为社会和文明及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找到一种恰当的现实模式。甘地对于病态世界的诊断用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术语。这种诊断所依傍的就是这两个神奇的语词。必须全面领会这两个语词，而不能仅从牛津辞典里查找它们的含意。建立这种不容轻视的“世界观”，需要不懈地诉诸理智和实践。从这层意义上说，甘地是一位实验者，并且是一位十分大胆的实验者。他不仅决心获胜，而且准备面对失败；他从未停止过极为艰辛的进军几乎难以登上的真理之巅的旅程。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他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社会，以防止充斥着剥削、侵略、残酷竞争、异化和卑下到令人痛心的生活的世界永久存在。 同样沿着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陡峭山脊攀登的马克思，以较为世俗而深奥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语汇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国家机器将会消亡，主张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从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实质上源于社会主义关于人的概念。埃里希·弗罗姆在其颇具影响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不管人们的收入是否平等，也不管他们是否丰衣足食，而将个人组成团体并使之像机器一样自动运转的社会。”①他又进一步援引马克思的话：“即使作为一个抽象的‘资本家’的国家是雇主，即使‘全部社会资本都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或一个资本家公司的手中’，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正如保罗·蒂利希所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一项针对社会现实中爱心毁灭的抵抗运动’”。② 当我们纵观主宰19世纪的思想进程，从马克思具有重大影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大卫·索罗1849年的《抵制文官政府》，从罗斯金1860年的《时至末日》到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再到甘地1909年的《印度自治》，似乎有一种明显的观点和思虑趋于集中的现象。 “非暴力不合作”是甘地创立的一种抗争手段，其内涵在甘地生前及甘地于1848年遇刺身亡之后，在全世界几经变迁。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精神力量的运用”、“真理领域永恒性的实践”。在与一个由资本的霸权力量所诱发的不公正的政府、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资本主义经济构成的极为僵化的社会体系对抗之时，这种意义就彰显出来。在一份有关旁遮普动乱的国大党报告(《圣雄甘地全集》第17卷第151页至第158页)里，甘地在论述“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时写道：“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坚持真理，也就是真理的力量。我也称之为爱的力量。”他又进一步阐释：“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学说只是将管理家庭生活的法则延伸到政治领域。家庭的纠纷与分歧，通常是依从爱的法则而解决的。”在解释爱的法则之时，甘地指出：“爱的法则就是真理的法则。没有真理，就没有爱；没有真理之时，也许仍会对祖国怀抱感情，对他人的伤痛生出恻隐之心；仍会有年轻男子对于姑娘的迷恋；仍会有无知的父母对子女过度的和盲目的溺爱。真正的爱是超越所有动物本能的，是绝不偏私的。所以，‘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犹如一枚硬币，你在正面看到爱，而在反面看到真理。”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在甘地奋起反抗南非殖民政体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作为南非人口组成部分的印度人，大多是小商人或从印度前来的契约佣工。由英国人和布尔人组成的白人统治阶级日渐注意到这些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勤劳而俭朴的印度人。纳塔尔省的曾引入成千上万的契约劳工——半奴隶——在糖料种植园和矿场中劳作的欧洲人，无法容忍自由的印度裔商贩和农民与他们为伍，而在布尔战争之后，德兰士瓦的欧洲人则毫无根据地杜撰了印度人在侵入南非的妖言。③ 为了骚扰印度移民，南非政府处心积虑地颁布了一项规定，强制所有八岁以上的印度男子、妇女和儿童登记，而且要求他们亲自登记并携带身份证。如此行事旨在羞辱和打击受过教育的印度人。1906年9月11日，为了抗议这项歧视性措施，一场集会在约翰内斯堡举行。这场集会旨在抗议《亚洲人注册法令》。该法令是歧视性的，除了强加给印度移民的贸易限制之外，亦使他们处于无选举权的境地。 正是在这场召开于帝国剧院的集会上，甘地设想斗争必须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当时他的想法依然是模糊的，嗣后方才渐趋明朗。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他制定出一种抵抗战略，即为了推进事业，人们必须忍辱负重，承受一切苦难。他断言：“宁死也不屈从于该项律法。即令不太可能的情况发生——其他人都逃散而只剩下我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无论其他人做什么，每一个人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誓言，即令面对死亡。”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