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士与武士道 “武士道”，源起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是日本武士阶层的特有道德。该道德素以忠诚、牺牲、信义、廉耻、洁净、质朴、俭约、尚武、名誉、情爱为指归，是日本封建统治体制的观念支柱。 “武士”依发源地可区别为三：曰东国武士、西国武士和畿内武士。武士的登场，约在平安朝中期的9世纪后半叶。相当于“武士”(武者、つはもの、兵)的名词，较早见于《万叶集》，如“ますらぉ”(丈夫、益荒男、健男)和“もののふ”(物部)等。东国、西国和畿内的排列次序体现了武士团势力的大小和实力的强弱，形成了大规模(东国)、中等规模(西国)和小规模(畿内)的武士团分布格局。东国武士发迹于被称为“みちのく”(陆奥，旧有国名之一。相当于现在青森、岩手、宫城、福岛各县与秋田县的一部分)的磐城(ぃゎき，约当现福岛县东部至宫城县南部)、岩代(ぃゎしろ，约当现福岛县西部)、陆前(りくぜん，约当现宫城县大部分与岩手县一部分)、陆中(りくちゅぅ，约当现岩手县大部分与秋田县一部分)、陆奥(明治元年，被分割为陆奥、陆中、陆前、岩手、磐城五部分，相当于现在青森县与岩手县的一部分)之“五国”地区，相当于“みちのく”的“东国”，早期曾是王权的征伐地区——“东夷”(あずまぇびす)，而恰好是这一地区，反而成了“武士道”的主要故乡。当时的“东国”地区，发生了震撼京都朝廷和贵族的叛乱。随着叛乱规模的逐渐扩大，东夷和陆奥(みちのく)等地的政治开始失控，各国国司不再赴任，所任职责悉由次官“介”(すけ)来代行。这些次官任满后，又多与当地势力勾结在一起，成为敢于冒犯国司权威的“地方豪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支强悍的武装力量——“兵”(つはもの)。这种情况，在被称为“坂东武者”(ばんどぅむしゃ)的“关东一元”之镰仓御家人登场后，表现得尤为突出。除了大规模的武士团产地“东国”外，中等规模的“西国”影响亦不可小视。西国起初指的是九州岛地区，进入镰仓时代，则泛指包括畿内地区的所谓“西部”。后来“源平之战”的基本对垒构图，固然显示为西国平氏与东国源氏的对立，但就实力而言，与平氏结合的西国武士团显然不及与源氏联盟的东国武士团强大。人们更多看到东国武士团向西国的进驻和移而很少发现相反的情形。至于最小规模的武士团产地——畿内，因属于“公家”和“大寺社”的势力范围，所以可开垦土地十分有限，不具备类似于关东和东北地区那种“土著”豪族与大规模私有领地相结合的发展条件。律令系统和“摄关政治”混杂体制下的复杂特征，使畿内的在地领主大多直接服务于朝廷、公家和大寺社等权门势家，因此，他们往往以警卫上述机构的“武者”和“舍人”面目出现，如南北朝时期的天皇忠臣“楠氏”等等。①这些护卫于主君和摄关贵族旁侧的所谓“さぶらふ”，是“もののふ”的早期称谓——“さもらふ”的转语，后演变为服侍于贵族和主君身边并充当护卫的“侍”(さむらぃ)。从武士团的发展史来看，源、平二氏无疑构成了左右时代的主要力量。但从《平家物语》和《源平盛衰记》的记载看，这两大势力似乎又依高雅和粗俗而被分为平氏的“贵族武士”和源氏的“坂东武士”两类。就是说，从出身看，这两类武士之间，还存在着“京の雅”(みゃび)和“东国の鄙”(ひな)的类型差异。只是，由于最原始的武士性格以及武士观念的统一性和共同性恰好奠定于“坂东武者”的习性基础上，换言之，武士团强韧的统辖力量和统制功能及“献身的道德”等武士特征绝不是脱离东国武士就可以把握的。因此，相对于所谓先进地区的西国和畿内，东国所具有的“后进性”，反而成为孕育后世武士道精神的真正温床。 但是，人们经常喜欢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武士道”是否有过真实的存在？如果说有，明治以来人工补造色彩过于浓重，易使人产生失真的印象；如果说没有，则学者对历史上的既有记载和《叶隐》等武士道经典又难以作出符合事实的解释。小泽富夫曾在《作为历史的武士道》一书中指出：“几乎少有像武士道那样被人为改变的思想……在战争年代，武士道经由一部分政治家、学者和军人的倡导，真不知在国民道德论和军人精神教育方面曾发挥过何等人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武士道反因此而消失，恐并不过分”。就是说，“以往的武士道研究或人为的武士道论，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被改变了的产物，并非对武士道固有思想的阐扬。”②小泽的书名似乎也在强调，武士道是存在于历史之中的思想而不是后来之物。然而，无论是《甲阳军鉴》还是《叶隐》，有关武士道的代表作，却几乎都是江户时代的作品。这意味着，即便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武士道，其中由后人所添加和美化的成分，也占相当的比重。丸山真男早年曾给“武士道”概念的产生予以特别的解释：“武士道或曰武道一词，是内在于传统武士性格中的未分化诸要素，在家臣团集中组织化和战斗形式的质、量变化并朝各自方向演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规范个人武技修炼和集团战斗技术的名称。它大约出现于庆长时期，严格说来，这其实是对兵法和武艺的称谓。”由于最早使用“武士道”一词的著作被推定为《甲阳军鉴》，且由于“武士道”作为一般性概念乃形成于江户初期，因此丸山认为该词的使用事实上时间非常短暂。③至于何以如此短暂并且在旧武士阶级已完全被消灭以及武士曾经有过的生活态度和规范意识也几乎无从识别了的近代居然会出现“武士道热”等问题，丸山认为这不过是“观念的理想化(美化)”所导致的“对武士道的再评价”风潮使然。而在这一风潮中推波助澜的乃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1899年)和井上哲次郎等编著的《武士道丛书》(全3卷，1905年)。它给人们造成的以为武士道几乎就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武士精神等错觉，显然是明治时代人为升华的结果，这个升华过程被丸山表述为：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换言之，在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近代日本兴起的背景下，在国内的军国热与国外对日本迅速加入列强行列深感好奇等各种因素的刺激下，组织训练和作为战斗精神源泉的“武士精神”(サムラィspirit)，与引人注目的时代之间迅速发生了契合(这与明治末年“国民性论”的流行同时)。就是说，作为近代日本常识化印象的武士道，实际上不过是经过明治三十年代再评价后的抽象观念，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无论伴随着何种善恶价值判断，都只能在帝国日本的思想文脉中才能得到理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