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3-0158-11 20世纪50、60年代，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法国革命史研究臻于鼎盛时期。它不仅拥有完备的学术研究机制，吸引了世界各国诸多杰出学者聚集于此，更重要的是，先后在这里担任革命史讲座教授的马迪厄、勒费弗尔到索布尔等左翼史学家发展出来的大革命传统解释——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贵族阶级、确立资本主义统治的标志性事件，在当时史学界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随着东西方冷战渐至高潮，来自英美右翼史学家的攻击也在此时开始了。最先发难的是伦敦大学革命史讲座教授阿尔弗雷德·科本，此后许多英美史学家纷纷步其后尘。递及60年代中期，法国年鉴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孚雷也加入到批判的行列。双方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苦涩论战，到1989年大革命200周年来临之际，修正派史学家颠覆了传统解释中的社会经济决定论和资产阶级创世说，转向政治文化解释。曾经被视为附从于生产力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文化，如今在修正主义史学家眼里成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决定因素，大革命史学研究从方向到方法因此皆产生了重大转变。递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修正派史家纷纷退出学术舞台，尤其是这个时代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变化，法国革命史学陷入了一时相对沉静的状况，社会经济解释没有重新得势，修正史学也未统领革命史的研究模式，大革命史不再限于此前“传统——修正”或“社会史——政治史”之争的模式。但革命史学并未结束，大西洋两岸的史学家们在继续探索政治话语、表象模式和革命想象的同时，亦厌倦了修正派的虚空话语，开始注重革命年代的个人或团体具体而生动的经历，以及由此滋生的文化意识。 本文试图对大革命史学这个漫长而复杂的变化过程作一简单的回顾，并分析史学变化背后的现实和思想因素，虽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 1954年，科本在伦敦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就职演说上，以《法国大革命的神话》①为题，对来自海峡彼岸的大革命史主流解释提出了质疑。科本的攻击，主要瞄准构成传统解释的两大要素。 首先，针对传统解释“反封建”的命题，科本讨论了“封建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真相”。在他看来，所谓的封建主义，它作为中世纪一种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统治体系，在18世纪的法国“久已不复存在”，“封建贵族不仅不再统治着国家，他们占有的全国土地份额也不多”。因此，封建主义不论曾经可能是什么，到18世纪“仅指残存下来的旧式捐税和劳役”。而且，这些残存的领主特权有相当部分业已转移到了平民手中。科本据此认定，盛行的大革命神话中第一个前提要素是不能成立的。 接着，科本讨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进行了革命”的概念。他承认，18世纪的金融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属于上升的阶级，但在当时法国工业经济尚未启动的情况下，与19世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他们人数很少，在经济中所占的重要性也不高。科本通过对大革命期间各届议会成员组成的职业类别进行分析，发现那些花钱买得官位的官员占据绝对优势，而不是代表着流动财富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且，工商业资产阶级对革命毫无兴趣，他们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因此，科本作出结论说，进行革命的不是“上升的商业资产阶级”，而是“衰落的官员阶级”。 那么，这些作为旧制度体制内官员的“衰落的资产阶级”为何要革命？科本认为，这些依赖国家而生的买官者，对他们通过有违社会道德得来的职位丝毫没有愧疚之感，因为“如果他们向更高一层的社会等级上看，会发现许多人依仗宫廷而占有高位和获得年金，且事先没有为此而付出过金钱，也没有为此而付出过劳动”。而且，“特权等级享有比之浮华的社会优越地位更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垄断着报酬最优厚且义务最轻微的职位”，这让资产阶级感到极其不满。18世纪80年代官职职位的价格下降，又直接地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和怨恨。因此，他们要建立一种“唯才是举”的制度。 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②中，科本进一步细化了对传统解释的质疑。他提出，所谓的农民革命根本不能被纳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之中”。相反，“法国农村的革命不是反对封建主义，而是反对日益兴起的商业化；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矛头部分地指向反对城市金融利益渗入农村。”在共和二年革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无套裤汉”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释也不适合他们。无套裤汉根本不具备阶级意识，只是无数分散的社会群体在革命的政治动员中暂时的联合。总之，在科本看来，法国大革命并非如传统解释体系中所描绘的，是一个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整体，它在各个阶段都打上了偶然性的烙印。 就结果来看，“法国大革命非但没有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在法国的成长，而且可能阻碍了它的成长。”因为在科本看来，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改变法国的基本经济结构，法国仍然是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法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金融业比之革命前亦无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其次，法国大革命也没有导致一个新的大资本主义企业主阶级掌握法国政权。他证明说：“取得行政管理权职位的是那些医生、律师以及低级官吏。就工商业主来说，革命对他们并没有利，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得到的认同比革命前更少。”科本认为，“革命是大大小小的保守主义者、有产者、土地所有者的胜利。”这些人都信奉经济保守主义，拒斥经济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