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界与1848年《药品进口法》的颁行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勇安,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
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

《药品进口法》是美国第一部限制伪劣药品进口的全国性立法,是联邦政府为建立一个安全的药品供应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为联邦政府涉足药品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利首开先河。转型时代掺假药品问题的凸显和专利药品的泛滥,直接或间接地减损了医学界的“职业权威”。为了保护医学界的利益和增加其职业认同感,美国医学会与州、市和地方的医学和药学社团以掺假药品问题为突破口,展开了积极的游说,推动国会颁布立法,限制掺假药品的进口。医学界的活动得到了国会中医学政治家的积极支持,而院外医学游说团体与国会中医学政治家的联手最终推动了1848年《药品进口法》的颁行。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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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年《药品进口法》①(the Drug Importation Act)是美国第一部限制掺假药品进口的全国性立法②,是联邦政府为建立一个安全的药品供应链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它的颁行为联邦政府涉足药品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利开了先河。国际学界对《药品进口法》的颁行虽偶有论及③,然鲜见专论。2004年,韦斯利·赫尔斯(Wesley J.Health)的论文④则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该文以《药品进口法》为中心考察了1848-1922年间法案的颁行与废止,同时关注到了医学界的影响,然因更多地纠结于政策过程中不同政治行为主体的互动,而对于医学界自身对政策的参与关注不够。与赫尔斯的研究不同,本文以美国医学会年会会议记录、参众两院的报告等原始档案文献的历史解读为基础,试图把美国医学界参与药品政策的制定,置于社会转型和医生职业化兴起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旨在探讨医学界于这一政策过程中“政治—空间关系”(politico-spatial relations)的变化,通过认识医学利益集团的政治角色、功能和发挥作用的方式,达到更为“充分地理解政治过程”的目标⑤。

      一、转型社会药品问题的凸显

      北美殖民地自建立以来,人们使用的几乎所有的药材、化学制剂和药品,同其他很多消费品一样,都来自母国——英国的进口⑥。印有英国商标的专利药品或秘方药作为“舶来品”大量涌入北美,并迅速主导了治疗领域,有研究者指出,英国的专利药品在18世纪的美国被广为使用⑦。实际上,时至19世纪中叶,这种境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19世纪以来,美国步入一个相对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它需要的药品和化学制剂仍然主要依赖进口。而到1840年代,欧洲销往美国的“专利药品”质量越来越差⑧。时代的亲历者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H.Peirce)这样写道:“许多掺假和假冒药品从国外进口,美国市场成了一个药品容器,被迫接受了所有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⑨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历史学家华莱士·詹森(Wallace Jannsen)也曾指出,这一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伪造、污染、稀释和腐烂药材的倾销地”⑩。统计数据同样显示,1847年一年内,进口到美国的药品数量就达177,403磅,其中一半以上的最为重要的化学和药品制剂,包括大量的药材都是掺假或有害的次品(11)。纽约药学院和费城药学院的调查亦发现:鸦片作为一种毫无治疗价值的物质,通常以有害的掺假方式大规模地进口到美国;鸦片的掺假目前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程度,这种掺假是非常巧妙的,令那些轻信的买家难以察觉(12)。

      这些掺假药品的大量进口带来的后果无疑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公众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了医学界确立其“职业权威”(cultural authority),致使医学界经济利益严重受损。具体言之:

      首先,公众的身心健康因使用进口的掺假药品而备受威胁。掺假药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之后,多冠之以“专利药品”名头行销于市。它们的商标受到版权法保护,常被宣传为能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实则这些药品的药效、纯度并没有经过验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药品是无效的,部分糖浆中包含了高达80%的酒精;多数的滋补品中使用了可卡因和吗啡。不言而喻,这些药品不但没能治愈患者的疾病,反而会损害消费者的健康,在它们的使用者中间制造醉汉和瘾君子(13)。可以说,掺假药品进口商为谋取私利,无视公众健康的行为,带来了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医生和药剂师作为药品的配制和开列者,首先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其次,掺假药品对医生的社会地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进而影响到了其“职业权威”的确立。时至19世纪,公众并不只是从医师那儿获取医疗服务。特别是到了“杰克逊民主”时代(Jacksonian Democracy,1829-1837),随着美国“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兴起,医学界“职业权威”的确立变得日益举步维艰。在医学方面,“反智主义”表现为一种自由放任的治疗精神和治疗虚无主义,倡导“人人都是自己的医生”(every man his own doctor)(14)。研究者甚至发现,这一时期,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拥有常识的平民好像优越于受过训练的专家。新罕布什尔医学协会的一份委员会报告更是直陈,医生与公众之间的“敌对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公众认为“与对一个有学问的职业群体的依赖相比,秘方药和欺骗性的药品经营对他们而言更值得信赖”(15)。结果无疑是,倘若公众不相信医生,则会更方便庸医行骗”(16)。而医生无意中开列的掺假药品如未能治愈患者的疾病或者反而令病情恶化,则会进一步减损医生的社会威望。可以说,1840年代,美国医学界不仅正在经历着公信力日渐遭到削弱,而且自身还经历着对身份和职业认同的怀疑。

      最后,从财政资源的立场来看,药品公司进口的掺假药品无疑成为正规医生的直接竞争者。18世纪以来,医生与药剂师之间的界限在很长时期内相当的模糊,医生一身兼二用,既要行医还需制药,事实上,对许多医生来说,药品业务还是其维系生存的必要的经济来源(17)。药品公司的兴起成为医学界直接的竞争者,他们不仅出售药品,而且分发健康指南,邀请迷惑不解者和患者写下对医学问题的建议。药品公司还肆意模仿、歪曲、嘲弄和减损医学界的权威。随着这些公司的制造商经常宣称自己为医生,通过开设卫生机构或医学院,或者通过得到知名医生的认可,他们也常常含沙射影地指责医学界是出于嫉妒来共谋限制其发明。药品制造商批评医生希望“令患者痛苦”,或者“延长治疗”,而他们“可靠的治愈”(sure cure)会立即见效。指责医生收费很高,而他们的药品则非常便宜(18)。正规医生的失败必然会导致患者去寻求其他治疗途径,包括非正规的医生和“庸医”,令权利严重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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