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就是一国政府向其他国家的公众描绘自己国家的形象，以实现本国特定的外交目标，描绘的手段包括资讯交流及人员交流。文化外交的核心内容是增强本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即争取人心；而传播文化及价值观念，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外交的目的之一。同时，了解其他文化也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使本国的外交决策更具针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外交受到美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识到，文化有利于实现美国的外交战略，尤其是在与国际共产主义对抗过程中，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在战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外交活动，它出现在美苏冷战的高潮时期，体现了肯尼迪这位属于“冷战一代”总统的勃勃雄心，即以美国的自由体制征服世界。 文化外交与和平队的建立 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它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被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等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心，并藉此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令政治人物颇有头痛，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美国外交官低劣的素质。 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国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和对南方和北方黑人的剥削，公然地违背了它如此经常标榜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主原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仅要求得到作为国家的平等地位，还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权利；当他们听到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时，就会联想到过去只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白人就把他们当作劣等民族一样来看待的历史。”① 帮助制定和平队第一个训练计划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顾1960年非洲之行时说：“小石城好像是美国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请一名加纳学生在耶鲁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其中谈到亚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国经常被冒犯：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海滩，学校不接收他们的孩子，商店不允许他们试衣服。这名加纳学生还特别提到，在联合国的非洲外交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苏联大使已经宣布为他们提供房屋。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的②。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他的除了官方预备的鲜花和美酒，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反美示威群众的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他的拉美之行的境遇，是当时美国国际形象的一个缩影。对此，和平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萨金特·施莱弗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和没有经验、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状态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尽管是虚伪的但确是有效的，赢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声，当共产主义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昂首挺胸时，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个外部事务了”③。 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恶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也是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对此，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④。 肯尼迪在竞选中也激烈地抨击那些真正“丑陋的美国人”，谴责他们“缺乏同情心……却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标志着疾病、贫穷文盲和无知的国家里代表我们，可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也不去对它们作斗争”⑤。肯尼迪希望改变美国对外关系队伍的人员结构，让那些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充实到外交队伍中，重新树立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强调我们美国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这是美国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诚的部分，这些特性激发了我们很多国际政策。”⑥ 肯尼迪对和平队寄予厚望，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志愿者时指出：“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青年美国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