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元选择之间:当代英国文化模式解析

作 者:
洪霞 

作者简介:
洪霞,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历史上,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二战后,在新的形势和影响下,英国文化模式出现全新特点,即超越二元对立,在二元的选择中走出一条新的融合道路。这表现为:第三条道路超越了左与右的模式;面对全球化时代和欧洲一体化进程,英国既承认民族的重要性,又赞赏现代的民族融合;20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文化革命”,“通俗文化”崛起,使“绅士”一词从英国文化中消失;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带来了种族的日益多样化,迫使英国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文化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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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样板以及一个日不落帝国的拥有者,近代以来英国的历史发展一直引人深思。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率先敲开现代文明的大门?人们试图从英国文化的发展模式中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正如英国学者戴维·钱尼指出的,在当今社会,文化是一种某个群体“理解和表现他们生活的世界”的模式。① 对于这个问题,在一本影响深远的论著中,作者曾精辟地指出:

      现代英国文化是在历史的冲突中形成的,是冲突的双方在长期的斗争中相融合的结果。其最突出的几个特点都充分体现了在冲突中融合的基本趋势。君主立宪制是王权与议会在长期冲突与斗争中形成的;现代经济与社会体制,包括工业化与福利国家,则是“追求财富”和“追求平等”在尖锐斗争中达成的平衡。“激进”与“保守”的冲突造成和平渐进发展的道路;“信仰”和“理性”的交锋,导致在现代民族的思维方式中,“理性”虽是主导,“信仰”却也有一席之地。“绅士风度”是社会中下层“向上流社会看齐”的结果,也就是被塞进了部分中下层价值观念的贵族精神的延续。英国的强势与弱势、优点与缺点,都产生于这种冲突中形成的融合;而英国所有这些“国粹”,既保证英国在全世界最先走向现代化,又形成了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障碍。②

      这段论述表明: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走相互融合的道路,即和平、渐进、改革的道路,是英国文化模式的显著特色。这样的文化模式是英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英国确曾起过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上述广为流传的观点,一方面让人们从“现代政治观念的由来”、“工业民族精神的演进”、“英国发展道路的形成”、“理性思想的孕育”、“英国风度的造就”五个方面来深刻理解英国文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思索:英国文化发展道路难道就止于此吗?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英国病的征兆、欧盟的建立、全球化的深入、社会结构的变迁、外来移民的涌入……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深刻巨变,英国的文化模式还是战前那种在冲突中走向妥协的特点吗?

      本文的目的正是旨在对战后英国文化模式进行解构。限于篇幅,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而新颖的命题,笔者准备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着眼点为: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的选择;英国性与欧洲性的角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转换;移民与新英国性的出现。从而得出,二战后,随着新的国内外形势发展,英国文化模式出现全新特点,即超越二元对立,在二元的选择中走出一条英国自己的新的融合道路。

      二、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理论的核心是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后传统秩序的出现,“后传统的秩序不是——根本不是传统消失的秩序,它是传统的地位发生改变的秩序。传统必须自我解释,公开接受质问或对话。”③ 换言之,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社会制度都不一样。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④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探讨在一个充满着“无法预测性、人为的不确定性、破碎”的全球秩序下,如何面对“共同的风险”、追求“所有人的共同利益”⑤ 的问题,成为其20世纪末“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理论动因。

      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归结,就是由“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一种由反思而调动起来的秩序……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⑥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西方传统的老左派和老右派所不能解决的。而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就是超越左与右之争,其观点是多元性质的,“与它对立的两个政治立场所提供的‘设计选择’是一元论的”,吉登斯认为,一个现代社会若想维持,则必须在两极之间维持平衡。⑦ 吉登斯是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其理论也是英国战后政治发展的真实写照。战后英国先后出现两次“共识政治”,在公平与效率、稳定与发展、保守与激进等问题上,新左派和新右派各执己见,这种二元对立逻辑最终都显示出了局限性,而走向了超越左与右的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授权劳工部次长贝弗里奇拟订了有关社会福利之全面构想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这一报告成为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思想基础。保守党对这一报告的犹豫不决使工党赢得了1945年大选,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工党政府就使占国民经济产值20%的八个基本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台后的保守党全面调整政策,1947年发表“工业宪章”,实际上接受了福利国家及计划经济的思想,向工党靠拢。1948年7月,工党宣布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同时也不谋求把“社会主义”推进得更远,这为此后持续30余年的“共识政治”打下了牢固的现实基础。⑧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福利国家制度和国有制的副作用日益彰显,人们对“英国病”一词耳熟能详。有鉴于此,撒切尔夫人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她说:“我竭尽全力所要造就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让人人都成为或者有机会成为有产者。”⑨ 而工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内部思想分歧的困扰,放弃国有化的呼声时有所闻。1983年,工党领袖的金诺克将工党引入变革之路。布莱尔接过工党帅印的时候,面对传统产业工人队伍不断缩小,中产阶层不断扩大的局面,深感工党不能再单靠工会的支持了,它自成立以来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原则都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布莱尔上任伊始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从而加速工党的改革,修改了工党党纲的公有制条款,并在1997年5月赢得了大选。英国也开始了第二次共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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