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文化定式的形成、特点和演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А.В.格鲁别夫,[俄罗斯] А.В.格鲁别夫,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莫斯科 117036

原文出处:
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

文化定式是指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群人或者任何民族、种族塑造成一定的形象。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发生变化,有时认识与真实情况完全相悖。苏联不同时期社会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一,根本原因在于官方宣传的引导,次要原因是社会传统和文化传承。既有的社会文化定式将长期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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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5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3-0003-07

      对其他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认识是一个民族自我意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正是依据这些认识,人们才能够判断这个民族如何审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确立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本民族价值观与其他民族价值观的关系。通常而言,认识不仅包括某些观点和看法,而且反映了认识主体与认知对象的情感关系。对事物的认识因其可信度、细致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有时则完全凭着对事物的感情色彩。认识是历史形成的,并且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谁充当其载体(与大众意识中的思维定式相比较,某些著述言及的关于某一民族的认识显然更加详尽、可信),同时,还取决于地域距离的远近,与该民族历史交往时间的长短及这些交往的性质等。①

      一、文化定式的形成

      以往关于外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和国家认识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探讨的是民族定式,指的是族群面貌。但是,这一概念具有片面性,因为它只是涉及对一个民族某些性格特点、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特征的认识。② 此外,还应该包括对作为外部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的认识、对世界文化的认识等。

      同样,另一个概念“外交政策定式”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根据这个概念,对民族日常生活、文化和性格的认识似乎被排除在外。③ 而且,外交政策定式只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下一个阶段。

      Д.Н.扎米亚金提出的地貌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他认为:“地貌是比较稳定、历经地理沉积的动态地理空间概念,对认识一定区域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变化有帮助”。④ 但是,如果说Д.Н.扎米亚金把“地貌”首先理解为一个空间地理概念,那他的追随者们就走得太远了。А.А.瓦西连科指出:“地貌是研究活动的基础”。按照这个说法,“德国的形象就意味着是感觉和空间认识的统一,这个统一性以对国家地理状况的了解(自然状况、景观、主要河流等)和对国家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认识为前提。而且,关于一个国家各方面的信息有助于其稳定、完整形象的形成”。⑤ 我们很难认可对“地貌”观点作如此宽泛的解释,对一个国家政治、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的认识远远超出地理范畴,而且单纯的地理认知在国家形象中明显处于次要地位。

      在一定时期,地理定式、民族定式和外交政策定式互相补充,而且部分地被文化定式所取代。文化定式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用来表示所有已经成型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包括地理定式、民族定式、外交政策定式等);此外,文化定式还包括对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认识。

      文化定式是一个群体成员对另一个群体成员持有的固定印象。在文化定式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形象”概念。同定式相比,这一概念更加全面、灵活,感情色彩更少;通常包括个人获得的经验,以个体形式产生,而不像定式,只是传承现成的东西。⑥

      谈到文化定式的形成,必须强调这个过程所具备的特性。众所周知,存在本身、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复杂性和一致性取决于两个因素: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愿望。显然,二者并不总是兼而有之。⑦ 例如,一个按其地位来说能够获得关于外部世界信息的人可能根本就不利用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一个具备分析思维能力的人,只要愿意,他就可以从现代社会里那些形形色色,有时甚至是偶然得到的、表面的消息中获取足够的信息。

      二、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

      20世纪初,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外交政策定式逐渐取代了苏联社会传统的民族定式。换言之,作为地缘政治现实的德国、英国、波兰的国家形象代替了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形象。

      20世纪初社会动荡引发的大众意识普遍政治化对此推波助澜。首先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促使那些甚至与政治格格不入的人开始以新的视角来看待俄国在世界的地位;然后是1905年革命和随之在国家政治体制和农村生活中发生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大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1915年1月19日的《莫斯科戈比报》写道:“现在,一向愚昧无知的村民比任何人都对战争感兴趣,在村子里偶然发现的报纸被翻来覆去地读上数遍,报纸都翻烂了。人们边读边思考,琢磨着字里行间隐含的深层次意思”。省报的发行人后来回忆道,战争期间省报的发行量从7000份增加到10000份,⑧ 而且工人们开始订阅报纸(尽管数量还不是很多)。

      战争期间,人们对西方的观察格外认真,而且这种关注还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⑨ 观察家们一如既往地注视着前所未有的反德浪潮,有目的地勾画出以德国人及其盟友为代表的敌人形象。然而到战争结束前夕,在大众意识里却出现了自发的、已经流行颇广的反同盟倾向,甚至还出现了亲德苗头。⑩

      1925年2月,М.М.普里什文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民众情绪的变化时在日记中写道:“普通百姓对战争和革命的认识过程也是对敌人认识的演变过程:(1)德国人——敌人(国家);(2)混进内部的德国敌人——间谍;(3)暗藏在内部的德国人——地主(威廉坐飞机到一个地主那里,取走了计划)”;(4)出卖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是暗藏在内部的德国敌人(前线来信);(5)潜伏的德国敌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6)在寻找内部的德国人(敌人)时波及到中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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