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日本 2003年3月，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在荷兰海牙设立，并开始运作（美国、中国、以色列反对该法院设立条约，日本也未签字）。为在世界范围内预防战争犯罪，该法院对犯有种族屠杀罪、侵略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进行审判。人类在进入21世纪之际，终于将战争本身定为违法，并建立了将战争犯罪作为国际犯罪的审判制度。 正如藤田久一所述，虽然还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及局限性，但从进一步发展人类历史上以国际法、国际人道法为基础而构建的世界和平理念以及机构、制度而言，它向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提出了如何对待过去的战争以及暴行的问题。① 这意味着它要人们回答，世界各国政府和国民以往是如何对待本国的战争犯罪、残暴行为的，以及现在又将如何对待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是否承认这种战争犯罪的事实以及战争的责任，并进行谢罪和赔偿（对国家和受害者个人），究竟付出多少努力可以与牺牲者、受害者达成“和解”以“克服过去”，并开创面向未来之路？这些都因各国政府和国民的人权、和平、正义的意识存在差异而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就过去犯有战争罪行的纳粹德国和犯下南京大屠杀（南京事件）、日军“慰安妇”制度、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的日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三者相比较而言，我认为日本恰巧介于德国与土耳其之间。 正如石田勇治在其《克服过去——后希特勒的德国》（白水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这段历史进行细致梳理的那样，战后德国通过：（1）赔偿纳粹受害者；（2）司法追诉纳粹体制下的犯罪；（3）限制新纳粹主义；（4）重视现代史的历史教育等政策制度层面的实践，推进并强化以此为主导的精神、文化活动。如今德国已基本完成了“克服过去”。与此密不可分的是，德国就此培育出了战后的民主主义。 为了赔偿二次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国从欧洲各地强征到德国及其占领地并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共同出资，在2000年设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于2007年6月正式完成赔付工作，并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纪念仪式。根据德国刑法，追究和惩处纳粹犯罪并没有时效性。此外，法律也禁止有关否认屠杀犹太人的书籍和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因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与敌国俄国相勾结，开始从国内清除亚美尼亚人，将他们驱逐至东部诸州的村镇，屠杀男子，逼迫老幼妇孺向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开始死亡之旅，这就是所谓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据说超过一百万人死于屠杀及饥饿，超过五十万人逃离土耳其。② 一战的失败导致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革命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作为奥斯曼帝国法律意义上的继承者，现在的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否认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态度。2005年土耳其修改刑法，追加了“侮辱国格罪”，规定公开发表承认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言论即构成该罪。2005年2月，土耳其文学家奥尔罕·帕慕克在接受瑞士报纸采访时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敢谈论这件事。”这一言论立即引起土耳其媒体的反对，认为“仅讨论本身便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帕慕克在接连遭受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暗杀威胁后，不得不隐匿海外。同年5月，正值屠杀事件发生90周年，学者们以此为契机计划召开首届研讨会，客观评论史实，而司法当局以“叛国”为由两度介入。到9月下旬，该研讨会终于在众多民族主义者的游行示威中召开了。此时帕慕克被伊斯坦布尔的检察官以侮辱国格罪起诉，并于12月首次开庭公审。然而，由于帕慕克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土耳其方面又有加入欧盟的考虑，于是撤销了这次诉讼。2006年6月，作家艾丽芙·沙法克因其小说涉及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而遭到公诉，罪名是“侮辱土耳其国格”，后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2007年1月，亚美尼亚文和土耳其文的周刊《阿戈斯》问世，记者赫兰特·丁克由于在该刊连续发表祈愿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和解的言论，被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17岁的少年枪杀。此前，丁克曾三次因“侮辱国格罪”被起诉，并两度被判有罪，缓期执行。③ 为了干扰、阻止移居美国的约45万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对有关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言论和报道，土耳其政府于1982年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土耳其研究所，提供丰厚资金，吸引美籍大学教授蓄意传播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否定论。此外，在国际场合，土耳其政府亦花费大量资金开展旨在否定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院外活动。④ 在日本，关于南京事件的言论和表述以及自由报道的情况，与土耳其政府及社会相较有何异同？两者的相似点之一是，战后的自民党政府曾带有强烈否认南京事件史实的政治冲动，即为了不在学校教育中适当地教授南京事件，政府在三次对教科书发起的攻击中，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南京事件的记述向否认、删除的方向审定。与此同时，通过“文部科学省——教育委员会——学校管理层”的教育统制、管理体制不断强化这一认识，即教授南京事件是“偏向”、“自虐”和“政治化”，如此向一线教师施加无形压力，迫使他们无法教授南京事件的内容，使国民认为“不存在南京事件”，并将之从“国民的记忆”中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