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源地古巴比伦、希腊和中国，传递消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巴比伦人有自己的历史学家记载叙述事件；中国人结绳记事，后来运用甲骨和钟鼎作为书面的刊载方式；而在希腊，人们更普遍以口头传达来更新信息。罗马帝国扩张过程中设置了监控消息传递的官方机构，负责将罗马中央的官方消息传达至各行省，在法制方面还将“十二表法”刻于铜板之上，以利于推行和传播。1631年法王路易十三的御医特奥法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创办《小报》，这成为旧制度下第一个官方的出版机构。这个由统治阶层创建的报刊也理所当然地为其服务，新闻自由在那个时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直到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人人都有思想和舆论自由，这是人最为珍贵的权利”，才有效地对新闻自由这个概念加上了注解。然而大革命期间的新闻自由情况堪忧。直到1881年法律才明文确定媒体的独立地位，而1919年废除报刊审查制度才最终保障了新闻自由。新闻既然是政治斗争的前哨战，也自然为民主制度（表现为新闻自由及其一切相关制度）历史及其未来留下了珍贵的印迹，以之作佐证来维护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是历史学家乐此不疲的原因。新闻史的进程是曲折坎坷的，进步和倒退兼而有之。本文将对20世纪40年代至今法国史学界对新闻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力图向读者展示各个时段的研究重点和趋向。 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缓慢过渡 20世纪40年代，学界对媒体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当时，史学专著常不离通史，尤其侧重政治史。1949年保勒·安古尔旺（Paul Angoulvent）主编的《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丛书中埃米尔·博阿文（Emile Boivin）撰写的《新闻简史》① 是一部与政治史相关的媒体史，也是最早开始系统研究新闻历史的著述。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报纸是社会的必需品，比政治机构更具社会性。”首次将报纸和社会历史挂钩，将行业发展的历史与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第3章描述了一种悄然出现的传播方式：1924年，以电台出现而冠以《口述报纸》（le Journal Parlé）之名的媒体在埃菲尔铁塔上建成并运作。无线广播还是一种未广泛普及的新兴传播手段。与博阿文几乎同时代的让·戴维诺（Jean Thevenot）亦在他所著的《电视时代以及无线广播的未来》② 中建议自己的同行，在研究新闻史时运用有声的参考资讯，能使历史的叙述更为广泛、更具说服力。无线电收音机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与外界联系的手段，接二连三地被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利用，尤其是战争时期，更有军事家、参谋家以之为战略工具，这个小小的半导体盒子在扮演完它的历史角色后，又被历史学家挖掘出来作为新开发的史料改写着历史。 1945年，雷蒙·马尼维（Raymond Manevy）的《1914—1939年间报刊史》③ 问世，此书并未跳出同时代史家热衷政治史的倾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报刊主要掌握在社会名流手中，代表着不同的党派主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报纸的大政治取向越来越得到史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党派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时刻。比如研究复辟王朝时期右翼历史的奥里维·托特（Olivier Tort）④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统计了当时右翼的中央和地方报纸，及其存在的年代来最终判断这个党派的进化和最终的分化。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对研究法国地方政治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报纸作为主要的证据既有说服力又让人一目了然，毕竟那个时代，报纸还纯粹是政治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传媒经历了重大的“革命”。作者据此提出一个最终让学界广为接受的结论，即大战期间到大战之后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旧新闻”（l'ancienne Presse）向“新新闻”（la nouvelle Presse）的过渡期。也就是说，报纸的内容开始走向质变。报纸不再向政治势力低头，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取悦群众，娱乐、广告、体育等符合民众品味的栏目开始占据报纸的篇幅，也就是从那时起，法国的报纸走向多元化。笔者在翻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主流社会追捧的、代表左右两大政治倾向的报纸《费加罗报》与《世界报》的时候，曾留意到体育报道占据的版面明显增多，尤其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以来，这两份报纸对此事的报道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希特勒亲临现场，前者对“元首”百般奉承；后者则处处批驳，还以漫画形式丑化“独裁者”。这也是为了迎合不同政治口味的读者群。 查理·莱得雷（Charles Ledré）所撰《新闻史》⑤ 属通史性著作，但在风格和编排上独树一帜，并不满足于纯粹叙述事件，而是从报纸的视野入手看它们如何诠释历史。记者、摄影师和编辑也在不自觉地叙述着历史。三者的主观性不容置疑，由于也属于社会人群，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的政治色彩。记者在报道新闻时的话语，摄影师所捕捉镜头的角度，以及编辑对稿件的选取及排版都是他们表达政见的平台。但这种考据过于细枝末节，而且只能通过横向或纵向的对比得出结论，是以研究者必须慎重。查理·莱得雷在文中还运用了对比研究的方式，以法国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代表来与法西斯德国和斯大林治下苏联的新闻界作对比，而几个国家的报刊审查制度是这种对比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