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中，印度国家的形成是其主要线索。民族主义史学家很少关心那些和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国家形成无关的事情，更谈不上用性别视角分析妇女问题。在民族主义史学中，即使提到妇女，也是把妇女描述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受益者或参与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居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以下观点，即妇女在甘地的领导下走出深闺，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并最终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从80年代开始，民族主义史学才受到女性主义的挑战，印度妇女问题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被重新解释。 20世纪70、80年代，印度妇女运动出现了第二次高潮。随着印度妇女运动的发展，印度女性主义者开始批评民族主义史学中的男性话语，以及从妇女所做贡献的功利角度评价妇女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做法，以往对印度妇女运动的积极评价也逐渐退出。到90年代已经看不到“印度妇女运动是比较成功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之一，它比英国和美国的妇女权利运动遇到了较少的阻力，并更迅速地实现了目标”①这样的观点了。女性主义史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使人们怀疑妇女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70年代以来妇女运动也面临着妇女运动是与群众运动和政党联合还是要‘自治的’妇女运动的现实问题。 一些女性主义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民族主义者支持妇女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她们把妇女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归因于男性领导人的操纵。比如，乔安娜·丽德勒(Joanna Liddle)和罗摩·乔希(Rama Joshi)认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强加给”妇女的，②杰拉尔丁·福布斯(Geraldine Forbes)指出，“妇女之所以跑出家门是因为房子失火了”。③为此，女权主义史家指出，民族主义者关心的是国家的建立，而不是妇女的权利。他们之所以支持妇女参加民族独立运动，是因为“妇女的参加可以使印度国大党和甘地的政治主张合法化。”④“在为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每当印度妇女提出家庭暴力问题时，男性领导人都敦促她们把民族主义斗争放在首位。独立后，妇女领导人被要求把民族国家建设放在首位。”⑤ 有些史学家把研究的切入点放在妇女一方，她们试图探究妇女组织致力于妇女运动和民族主义领导的“和谐联盟”而不进行独立的妇女运动的原因。比如，拉达·库玛(Radha Kumar)认为妇女参与民族独立运动是与男性民族主义领导的必要妥协，因为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是补充而不是领导。“这可能是通过使妇女运动不具有威胁性，而使妇女运动被接受的一种方式。”⑥杰拉尔丁·福布斯也认为，印度妇女没有采用激进态度的原因是“这些妇女组织是在男性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并在与男人主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中繁荣起来。如果把妇女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就和他们所建构的照顾别人、自我牺牲的印度妇女形象相矛盾。而且，将迫使她们在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进行选择。”⑦ 女性主义史家对妇女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联盟表示失望，因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向妇女组织保证过要支持她们的改革主张，但是，“与男人并肩为民族独立而战斗并没有保证妇女成为平等的公民。”⑧有人认为在民族主义政治平台上讨论妇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⑨还有人把立法在改变普通妇女境遇上的有限性，归结为妇女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密切联系，认为是这种联盟关系造成了妇女对男性政治领导的依赖，而不是通过自己努力来施行法律。⑩ 女性主义者指出，虽然妇女走出家庭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并没有形成革命的女性主义意识。“在民族主义斗争中，妇女没有提出妇女问题，没有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妇女的角色依然是妻子、女儿、母亲。因此，印度妇女虽然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她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男性领导所规定并接受的，她们依然遵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妇女地位的理解。”(11)“民族主义几乎没有考虑把妇女从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相反，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比如，妻子、女儿和母亲被反复强调，以便和民族主义运动吻合。民族主义者设法规定妇女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应该起的作用，妇女被希望在民族主义者划定的范围内行事。”(12)“民族独立运动的结果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男性主宰的意识形态：把妇女等同于传统，男人等同于现代，妇女留在家里，男人属于外面的世界。”(13) 即使是曾经被歌颂为“印度妇女运动之父”(14)的甘地也受到了批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玛杜·凯斯娃(Madhu Kishwar)的“甘地论妇女”一文。通过具体分析甘地的思想，凯斯娃指出甘地在处理妇女问题时候的局限性有以下几点：一，甘地没有像关注妇女道德那样关注妇女实际生活，他没有触及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根本原因，而是试图在不改变妇女与生产、家庭关系的情况下提高妇女地位。由于没有赋予妇女经济上的权利，其结果自然不会真正改善妇女的生活。二，虽然甘地鼓励妇女参加不合作运动，但是，他没有挑战妇女传统角色，而是把妇女理想化为“牺牲的典范”，热情赞扬妇女力量来源于忍受，加强了妇女是无私的伴侣、男人主导事业的贡献者等刻板模式。三，虽然甘地关注妇女权利，但他不鼓励妇女围绕妇女问题组织一支政治力量，为妇女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结果，妇女并未真正在议会中获得政治权力，即使杰出的妇女领导人也处在决策的边缘，而且并不代表妇女。因此，甘地为妇女处于决策边缘要负部分责任。(15) 总之，在印度女性主义看来，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阻碍了妇女运动的发展，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是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的。民族主义不能解决妇女问题，虽然妇女被拉进了政治，她们依然被限定在家庭角色之中。民族独立没有给妇女带来解放，没有结束妇女受压迫的地位。
